中、和对举的体用发明

真正把中、和联偶阐发的是《礼记》中的《中庸》，它从心性论的角度，开出了“中和”阐释内在化的路向，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32]中完全脱离了具体时空的初始意义，而直接讲述心性中的理想状态。中是喜怒哀乐未形，心中淡然虚静，不偏不倚，是未发之时的混全万有的可能性，不落一偏，不执一情。和是指人尽其性，物遂其生，各尽其职、各安其分，人、物都按照自己的韵律去生存、发展，而整体上达成一种大小有差、高低不等，却是人、物都尽情展现了自我本性之后的一种有差分的和谐。朱熹注“和”为“无所乖戾”，可谓得其要旨。只有这样不偏不倚的“中”发出来，才能为中“节”之和。中是未发之潜存状态，和是已发后之客观效果。从时间上讲中在前、和在后。从二者主从性上讲，只有不落一偏的未发之中，而后才有无所乖戾的已发之和。喜怒哀乐皆任其自然、顺乎人情、符合礼仪，才是中和，故中是本是体，而和是末是用，故才说中是大本，和是达道。朱熹注释“中为大本”时说：“天下之理皆由此出。”^[33]注释“和为达道”时说：“天下古今之所共由。”^[34]故中、和是一体之两段，而不是二事。

以现代哲学的眼光看，中其实讲的是主体内在修养，而和则讲的是主客体遭遇之后的一种理想结果，与外在客体遭遇的结果如何，有赖于主体的道德修养与认识能力。朱熹在讲中、和之时认为讲的是“性情之德”，把范围限定在道德领域之内，笔者觉得不应设此限定，它的范围应该包括认识领域。这里讲发而皆中节的“节”，可以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仪节目来讲。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其中，仁、忠、慈、孝、信等是人文之“节”，落实了这样的节目纲常，便会出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同时，“节”亦可作物之节讲，便是规则、规律的意思，物有长短不齐、大小差分、高低不同，是为自然之文。认识外物同样要抛开主体情绪的影响，只有以平和冷静的心态去“观物”，才能识物之性；识物之性，而后方能顺物之性；顺物之性，而后才能在与外物遭遇的过程中达到和解、和谐。否则，将会因格格不入而导致冲突乖戾。只有做两方面的解释，后面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才能得到理解。“天地位”说的是天高地下，实质在讲尊卑，这是礼之大分；“万物育”则讲的就是客观外在之物，要万物各遂其生，离不开主体顺物而育。这样，“天下”的概念，就不再是一个伦理政治的概念，而真正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宇宙指称。(https://www.daowen.com)

汉代董仲舒基于时代的要求，对中和范畴又做了新的阐发。他汲取《中庸》思想，以天人感应与四方、阴阳观念解释和，和因此而成为天地生物的本原与社会伦理的最高规范。他说：“天有两和，以成二中”，“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35]无和万物不能生、四时不能成。因此，他又说：“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此非中和之谓与！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36]中和的范围不再设定于天地阴阳、礼乐行政等大道理，而是开始贯彻到个体的养生之中。董仲舒从政治、道德、性情、养身等方面，论证主体人的中和与客体天的中和相融合。“中者，天地之太极也，日月之所至而却也，长短之隆，不得过中，天地之制也。”^[37]“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38]这是中和的性质、功能和作用。董仲舒不仅以中和为主体心性的最佳状态和选择，而且以中和为天地万物终始、生成的根据，具有本体化的倾向。

中和理念在汉代产生的影响极大，上至精英文化下至百姓日用民俗，可以说已经积淀成一种思维模式、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许慎的《说文解字》及班固等的《白虎通》、赵岐的《孟子注》都释中为和；医书《黄帝内经》也说：“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人身阴阳不和，便会出现阴盛或阳亢，身患疾病。阴阳内外中和，病去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