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诚以志学
真宗天禧三年己未（1019年）十月十八日，司马光生于河南光山，当时他的父亲正担任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为“光”。相传衙内有一水井，司马光出生时，汲井水而浴之，后来此井命为“司马井”。“司马井”与司马光并而流传后世，后人在其附近建“涑水学院”，以祭祀司马光。
司马光，智慧早启，少年老成，比一般儿童多了几分镇定和从容。据《宋史》载，司马光与一群儿童嬉戏于庭院之中，一人登之缸上，不慎失足跌入缸中，缸中有蓄水，十分危险。其他孩童见状慌忙失措，只有司马光临危不乱，举起一块石头向缸砸去，缸破水流而人得活。时人引为美谈，佩服司马光小小年纪机警聪明，临事镇定，更把此情景绘之于图，名曰“小儿击瓮图”。与此相一致，司马光的审美情趣与生活态度也与一般孩童有异：“公为儿时，凛然如成人，性不喜华靡。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9]
不过再老成的少年、再好的天分，也有不够完美的地方，还需要后天的学习和修养。在司马光五六岁光景时，“弄青胡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汤脱之。女兄复来，问脱胡桃皮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诃之曰：‘小子何得谩语！’光自是不敢谩语”[10]。优秀的人大都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也会犯错误，但他们总是能从失败和教训中汲取到更多的营养，以砥砺前行。诚，成为后来司马光品德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后来他的学生刘安世问他如何学诚，他回答道：“自不妄语始”，盖指此事。
司马光六岁始，由其父兄发蒙。“幼时，患记诵不如人，群居讲习，众兄弟既成诵游息矣。独下帷绝编，迨能倍诵乃止。”[11]他虽短于记忆，却长于理解，尤其是对历史有着特殊的领悟天分。在他八岁之时，“闻讲《左氏春秋》，大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义”[12]。
由于他勤奋好学，加之天性至诚，做事竭尽全力，故“于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司马光在二十岁时（宝元元年，即1038年）进士及第，与他同科的有范镇、庞之道、郎景微、石杨秀等，范镇高中头名。殿庭唱名时，范默不作声，直到叫第七十九人时，他才出拜，渊默如故，不声不响地退回原位。后来司马光与范镇最为相得，相约“生则互为传，死则作铭”。他们性情相契，见解多同，在政治上援以为同道，皆成北宋名臣。进士放榜之后，朝廷要摆酒席表示祝贺，皇帝亲临，大臣参加，并饮酒赋诗，叫作闻喜宴。席上众进士皆戴花相庆，独司马光不戴，有同年说：“君赐不可违也。”[13]他才勉强戴上。这是他天性质朴、不喜奢华使然，非是故求其异，他在不算短的近七十年生涯中，始终保持着质朴简约的风格。
是年，司马光与礼部尚书张存之女结婚，传统士大夫的“洞房花烛”“金榜题名”之乐，在一年的时间里司马光俱得之。从他后来的叙述看，二人感情甚笃，时新妇年方二八，性情和柔，从不见有忿戾之色、矫妄之言，且宽厚和蔼，孝顺公婆，友爱妯娌。与司马光一样，张氏能俭约自奉，不为物累。“始余为学官，笥中衣无几，一夕盗入室尽卷以去。时天向寒，衾无纩絮，客至无衫以见之，余不能不叹嗟。君笑曰：‘但愿身安，财须复有。’”[14]从中可以看出，张氏虽为女性，但她能深深懂得司马光，这是司马光之幸。(https://www.daowen.com)
进士及第，不能不使得志的年轻人意气风发，他们恪守圣训“学而优则仕”。受圣贤之书仁义道德的熏染，他们大都心高志远，只为苍生谋，不为身价计，志虑单纯，慨然以圣人之道去澄清天下，司马光亦然。“公初宦时年尚少，家人每每见其卧斋中，忽蹶起，著公服、执手板危坐，久，率以为常，竟莫识其意。淳夫尝从容问之，答曰：‘吾时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为念，岂不可敬耶！”[15]一个人的志向，往往决定一个人的高度、一个人的成就。一个人独处时，以天下安危为念，正是司马光志之所在和人生方向，这是儒家“修齐治平”理想的最好体现。
进士及第之年，司马光出任华州判官。次年，因父调任杭州，便放弃升迁机会，随父前往，出任苏州节度判官公事。时年，元昊反叛称帝，兴兵犯境，攻占了宋朝延州，宋军惨败，主帅刘平被活捉。宋廷惊怒，下旨颁诏，招兵戍边。司马池知管的杭州两浙一带也要添置弓手，对此司马氏父子皆有异议，司马光代父起草了《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这是司马光第一次在北宋政坛发声。
从状子的内容看，司马光深谋远虑、思维缜密、实事求是，不盲从轻信。他认为不可有五：一是从吴人的性格来看，他们轻浮怯懦，易惑难晓，他们恐怕朝廷“渐欲收为卒伍”，因此很可能“毁体捐生，窜匿山泽”，而造成“人心动摇”、社会动乱的局面；二是吴越之人素不习兵，因而盗贼也较其他地方为少，而一旦他们逃匿山林，势必加入走私茶盐的队伍之中，而且允许他们私置兵器，这样会引起社会的动乱；三是“奸吏贪饕”“惟喜多事”，征发弓手，正好给了贪官污吏搜刮民财的机会；四是农民所熟，不过耒耜之器，打仗戍边非其所长，教导这些不堪使用之人，则是“虚有烦费，而与不添置无异”；五是历史上吴人乐乱成习，赖宋廷教化，“暴乱之风，移变无迹”，而今却要“无故黩玩威棱，狎侮危事，示以逆德，畀之凶器，生奸回之心，启祸患之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谋事能如此之远细，实属难得。
孟子云人生三大乐事：“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16]司马光天性至诚，自不会愧天怍地，尝自语云：“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只是正当他奋发有为、一展宏图之时，其慈母与严父先后去世了，这对于一个以生命至诚来认同儒家学说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最大的打击。他尝自述“一朝捐彩服，五载泣粗缞”[17]，《宋史》上也说“丁内外艰，执丧累年，毁瘠如礼”[18]。司马光与兄长司马旦一并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到故乡，并请父亲生前好友，也是后来对司马光倍加呵护、提携的庞籍撰写墓志铭。他们将父母的灵柩安葬于涑水南原晁村的祖坟上，并在家乡为父母服丧五年。
按照礼制，服丧期间不可为官。司马光在此间，反而沉静下来，继续探索儒家的修身治国安邦之道。除却诗词之外，他写下了大量的史论文章。《管仲论》《贾生论》《廉颇论》《邴吉论》《机权论》《十哲论》《才德论》《三才论》《四豪论》等，所论皆有感而发，非同凡响。如史学家大都推崇汉代思想家贾谊，羡其才高，惜其短命，伤其不得时。司马光却认为：“治天下之具，孰先于礼义？安天下之本，孰先于嗣君？礼义不张，虽复四夷宾服，疆场不耸，当如内忧何？储嗣失教，虽复诸侯微弱，四方无虞，其谁能守之？”[19]因此贾谊可谓“悖本末之统，谬缓急之序”；同时，贾谊“视仁义为虚器，操刑法为利柄，翦周孔之夷涂，树申商之险术”[20]，故即使其才茂学博，也并非与我为同道中人，而像贾谊这样“材高而道不正者”，君子恶之。此贾谊“学不纯正，虽有隽才，任之为治，必不效矣”[21]。无独有偶，跟司马光同时代的苏轼也写了专门论贾谊的文章，他跟司马光的观点不尽相同，认为贾谊是“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22]，贾谊的失败并非其不知本末体用，并非其才华不足，而是其度量浅狭，“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23]。盖宋代由于“右文政策”的影响，士大夫都能大胆思考，并都求有用于世，所以他们都在总结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借鉴其经验教训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在《邴吉论》中，司马光认为阴阳燮理是建立在盗贼禁、风俗和、刑法当、衣食足等基础之上的，而“邴吉为政之时，政治之不得，刑罚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贤之未进，可胜纪哉！释此不虑，而虑于牛喘，以求阴阳，不亦疏乎？”[24]他批评邴吉无所实施，身为宰相，不去考虑当下重要的事情，却去考虑牛喘，说这是燮理阴阳，“阴阳之和岂可得而致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