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退修《通鉴》
若粗线条观察，司马光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为从政，一为著述。他有“宰相学术”之美誉，其来有自。他一生著述颇丰，而影响最卓者莫过于《资治通鉴》。《通鉴》之修并非始于他退居洛阳之后，主要完成过程则在洛阳。
司马光自述，其少时便颇好历史，但病其烦琐，故有删节改编之志。一次，他对助手刘恕说：“《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纲罗众说，成一家书。”[76]如他所言，他编纂史书的出发点在于从前的史书“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要，又诸国分列，岁时先后参差不齐”。
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编就一部《历年图》，进呈英宗皇帝。记载了自战国以来至五代后周间一千八百年的历史，以每年为一行，六十年为一重，五重为一图，共五图。其起讫年代与编纂体例都类似后来的《资治通鉴》，可以视为《通鉴》之雏形和编纂提纲。司马光能在如此短时间内编就《历年图》，得益于当时天文学家刘羲叟的成果，刘羲叟的《长历》已把每年的节气、星象、朔闰等逐一排定，为司马光排定年、月、日，为记载在时间方面的准确性打下了坚实基础。
两年后，司马光在《历年图》基础上，参考《史记》及他书，写成八卷。《历年图》如骨架梗概，余下工作则是搜集、甄别材料，丰满其血肉。这八卷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下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秦朝灭亡，记载了两个世纪以来战国七雄兴盛衰亡的轨迹。
《通鉴》进呈后，得到英宗嘉许，英宗鼓励他再接再厉，答应书成之后亲赐书名，并同意司马光选用助手编写《历代君臣事迹》及成立书局。允许他借调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书籍。不仅如此，英宗还批准提供皇帝专用的笔墨、缯帛，并调宦官做服务工作。可见《资治通鉴》的编纂一开始就受到特殊关注，司马光也不无感慨地说：“眷遇之荣，近臣莫及。”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病逝，神宗皇帝即位。年轻的皇帝胸怀大志，力图改革创举，但并不轻浮冒进。他懂得如何对待德才兼茂的老臣，对司马光尤为敬重。像他父亲英宗一样，他对《资治通鉴》一书的编纂也极其重视，且要求司马光在迩英殿进读。司马光本身的修养和见识征服了皇帝，皇帝对《通鉴》极为赏识，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亲为制序。又将自己做皇子时府中所藏二千四百余卷书送给司马光。
两朝天子皆重《资治通鉴》，这让司马光感佩莫名，只能以更加勤奋著述回报知遇之恩。至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等人先后完成了《后汉纪》四卷，《魏纪》十卷。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离开了北宋政治舞台中心，从此绝口不言国事，他把所有精力都投放在《通鉴》的编纂当中。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修毕进呈。与此同时，完成《通鉴目录》三十卷、《通鉴考异》三十卷。神宗皇帝异常高兴，下令褒奖，赏赐银、绢、衣带、马匹，对朝中大臣言道：“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八年（1085年）九月，《资治通鉴》做了刻版前的最后校订。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国子监获准在杭州刻版。七年（1092年），《资治通鉴》版成，这部传世的经典终于告成。
一部传世经典的造就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仅凭一人之力往往难以胜任。《资治通鉴》终能成功，得益于朝廷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更离不开那些亲身参与编写的历史学家的呕心沥血。论《资治通鉴》之功，当首推司马光，然而还有很多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成立书局之时，司马光就推荐刘恕、赵君锡做他的助手，两位皆当时良史，名极一时。刘恕，字道原，进士出身。熟读经典，尤精历史，博闻强识，几乎过目成诵。从正史到野史以及小说、杂谈、街头巷议无不留心。刘恕酷爱读书，己之所无，便求之于他人，不论路途多远。他曾经到藏书家刘敏求家求书，刘设宴款待，刘恕却答：“‘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悉去之。”[77]酷爱读书几近痴迷，所以才能有深厚积累与非凡才干。刘恕尝与司马光外出同游，道旁有墓碑，为五代一知名将军所立。刘恕能将这位将军的生平历史说得一清二楚，如数家珍。司马光回家后查书核对，果然无误，因此更加赏识刘恕的才华与学识。司马光对英宗说：“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78]
刘恕对《资治通鉴》的贡献在于，他与司马光共同商定了全书的编纂体例，同时完成了魏、晋、南北朝至隋代以及五代十国这几段历史的起草工作。这几段历史错综烦扰，头绪繁多，他人难以胜任。可惜刘恕在《资治通鉴》尚未编就之顷，便已溘然长逝，享年四十七岁。他的遗著有《十国纪年》《纪年谱》《年谱略》《通鉴外纪》和《通鉴目录》等。(https://www.daowen.com)
赵君锡则在受荐之初，便因父丧辞去了一切职务。司马光又改荐刘攽。刘攽因治汉史而在当时享有盛誉，他与兄刘敞、侄刘奉世合作著《汉书标注》，时称“三刘《汉书》之学”，并以己力完成《东汉刊误》，后来《通鉴》中两汉部分的起草工作便由刘攽来完成。
二刘（刘恕、刘攽）是司马光最初的主要助手，对《资治通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却皆因中途有故而退出。刘攽因反对新法，在熙宁三年（1070年）被贬往泰州，次年离开书局。刘恕也以老母年迈为由请求调离，不过他自始至终都在参与《通鉴》编写，只是离开了书局。
为《资治通鉴》出力最多的当属司马光的第三位助手范祖禹，他在书局一共度过了十五个春秋。范祖禹为司马光老友范镇侄孙，受其家学熏染，才学与德行俱佳。他主要负责起草唐代部分，且负责书局的日常工作，司马光晚年身体欠佳，原由他主持删定的部分工作也都交给了范祖禹。范祖禹在编纂《资治通鉴·唐纪》的基础上编写了《唐鉴》一书，对唐代的得失兴亡做出了深刻分析，为学者所称道，故称他为“唐鉴公”。
《资治通鉴》是史学高峰，不仅资料宏富，为前所无，而且见解深刻，后世仅有。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确缘于有志于此的学者们精诚合作，故司马康说：“《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而之所以得人概在于司马光的人格感召力。
《资治通鉴》的编写程序基本有三：一为制作丛目，次为编修长编，最后是删改定稿。先收集材料，而后将所收集材料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定，时间由年历月再日，这就是制作丛目。首先按年份依次排序，如果年份不能确定者，则将材料附于相关时间之后，若无事可附，则要对材料进行甄别、推断，附于某年之后；其次，在一年之内又按照月份厘定，若不能确定月份者，则附于某年之末，称为“是岁”；再次，则是按照某月日期排序，若不能确定日期者，则系于某月之末，称为“是月”。制作丛目，一要确定排序的方式，二则要求史料的搜集必须全面，分析要精当，只有如此，才能保障《通鉴》的准确可靠。
编修长编，则是编纂者对各事目之下所附史料进行筛选、取舍，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最后的工作是删定改稿，这由司马光来完成，主要看内容选材是否精当、体例是否一致，还要对文字进行加工、润色，风格也要统一。相对来说，这更是一项艰巨烦琐的任务，就当代而言，长编约有七百卷，而经司马光删除之后，精简为八十一卷，唐代长编的删改、定稿就用去他近四年的时间。
司马光为了《资治通鉴》的成功确实付出了巨大辛劳，成就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和非常之举，《资治通鉴》的成功，与司马光和助手们的才华有莫大关系，也与他们执着坚毅的精神和对史学事业的无限热情密不可分。缺少任何一条，都无由得成，恰好在那么一段时间，走出来那样几位才华横溢、性格坚毅又爱好史学之人，才“缘凑”成了史学上的巍峨高山。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司马光这样说道：“臣今筋骸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用生命书写传奇，那是用真诚与才华织就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