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以人文价值的眼光看，有宋一代的历史，最为恢宏澄澈、充盈磅礴，在重文德轻武略的政策激发下，文人士大夫自觉承担起崇高的弘道使命与繁重的社会责任，他们的生命智慧、道德理性皆得以尽情开显，如夏花般竞相怒放，绚烂多姿。可与唐诗媲美的宋词，宗罗百代的史学成就，傲睨世界的科学技术，百家争鸣式的儒学开新，成为一道道光彩夺目的亮丽风景。宋代文人的人文慧命既有轻吟低唱式的婉转低回，也有纵横捭阖式的豪迈远放，既有弘扬圣道的远致高蹈，也有沉郁忧患的政治责任，他们在既理想又现实、既超然恬淡又务实进取的交织中演绎着历史的风云际会。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

宋代理学的成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创造与成熟过程。翻开真实的历史就会知道，宋代学术成功原因之复杂，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与一些我们并不深知的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司马光以史名世，但其学术造诣尤厚，道德、学问及政绩皆为后世所重，影响深远，其独特的运思方式为理学的创造发展做出了卓著贡献。

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对司马光思想进行研究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原因不仅在于司马光以史名世人尽皆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学科分类与现在的学科分类有巨大的差距，甚至扞格不入，没有共同的讨论主题和谈辩境遇。这不是研究司马光独然，而是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遇到的难题。“哲学”一词本是舶来品，但哲学思想却是每个民族都有的。“哲学”一词初传中国时，正逢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际，民族文化成为批判和反思的对象，没有西方式的哲学便成为民族文化萎靡的象征，于是有担当的哲学家便要依照西方哲学的标准梳理出中国哲学的系统。冯友兰先生所谓，虽没有形式上的系统，却有实质性的系统，他“照着”西方哲学的系统和框架“接着”讲宋明理学，就是要讲出这个形式的系统。在今天看来，这是在西方文化强势背景下实现的文化融合。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国力的空前提高，人们对民族文化的理解日益深入，愈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越来越发现用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讲中国哲学的削足适履之弊，于是便有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大反思。反思背后蕴藏的动机其实是要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注重其本身的有机整体和内在脉络，目的在于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西文明的融合。在反思的潮流中，张立文先生率先提出“自己讲”的口号，并成功讲出了带有中华文明鲜明特色的“和合学”。“自己讲”就是“中华文化自己讲述自己对时代精神核心话题的体认，讲述中华文化对每个时代所面临的错综复杂冲突的化解，讲述中华文化对每个时代所发生的危机的义理调节，讲述中华文化对安身立命、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的至诚追求”。司马光的哲学思想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受到启发而进行的：借鉴西方哲学的资源，但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既要注重西方哲学的思维向度，又要注重司马光思想自身的脉络和有机性。

司马光思想自身的脉络和儒家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是一致的，他们的思想核心鲜有纯粹的思维乐趣，而基本都是指向实践的，无论是向外的天道思考，还是向内的心性体贴，目的都在于有助于治世，为社会治理提供依据，为个体生命提供价值安顿。不论是说《易》、解《玄》，还是造《虚》、编纂《通鉴》，司马光的核心目的都是要重建社会秩序和坍塌的价值体系。“以礼治国”的思想虽是一个旧命题，司马光却在这个旧命题中融入了新思想，并且将其付诸实践。这也正是司马光在当时影响力极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史书评价他“有德有言，有功有烈”，非虚言也。如果以西方哲学的标准和讨论的话题看，司马光是不能完全够得上一个哲学家的，即使勉强说是哲学家，也是浅薄而无意味的。这就是要注重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特点及其脉络的重要原因，否则容易落入文化虚无主义的窠臼。(https://www.daowen.com)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哲学还有一个重要不同：“人格”在中华文化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学问的好坏与道德的践行是分不开的，甚至道德起着更为根本的作用。这源于传统文化从整体上而言是关于人生的文化，相比而言，行更为重要，行更能表达“人格”特征。二程兄弟虽然说司马光“不知学”，却对他评价甚高。朝廷表彰其功绩，不仅谥号“文正”，且让其配享孔庙，历代祭祀。这也正是本书专列一章叙述其生平并进而深入分析其人格特征中最突出一点之“诚”的深层原因。

不论后代思想家对司马光做出什么样的评价，也不论他在正统道学中的地位如何，笔者希望能以司马光思想研究为个案，重视中华文化思想家的整体脉络和思维旨趣，而不是仅仅通过一些理念和框架对其进行肢解和评价。这是本书之所愿，也许做得非常不够，望能者继之。

【注释】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