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慈不孝，其罪相同
如何为人父、为人子？父子相处之道的总原则是“父慈子孝”。伦理双方都应尽职尽责，若“不慈不孝，其罪均也”[71]。父亲对儿子的责任一曰养，二曰教，如若违背这两则，便不能成为慈父。当孩子生母去世或被休时，若父亲续弦，则应考虑后妻是否贤惠仁慈，不是便不可续。“曾子出其妻，终身不娶妻。其子元请焉。曾子告其子曰：‘高宗以后，妻杀孝己，尹吉甫以后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72]“后汉尚书令朱晖，年五十失妻。昆弟欲为继室。晖叹曰：‘时俗希不以后妻败家者。’遂不娶。”曾子、朱晖能充分考虑到后妻之与前子不宜相处，可谓慈也。
在教子方式上要严，不能姑息养奸，宁失于严而不失于慈。司马光引用曾子的话来说明教子、育子之道：“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遵之以道而勿强言；心虽爱之不形于外，常以严庄莅之，不以辞色悦之也。不遵之以道，是弃之也。然强之，或伤恩，故以日月渐摩之也。”[73]并说：“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异宫，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痒痛，悬衾箧枕，此不简之教也。”[74]在严慈之间行乎中道为佳，不得已而求其次，则宁失于严而不失于慈。这也就是他在《潜虚·行图》“考”行中所说的父道既尊又亲，尊是严，亲是慈。“今世俗之人，其柔懦者，子妇之过尚小，则不能教而嘿藏之。及其稍著，又不能怒而心恨之。至于恶积罪大，不可禁遏，则喑呜郁悒，至有成疾而终者。如此，有子不若无子之为愈也。其不仁者，则纵其情性，残忍暴戾。”[75]又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也。谚云：‘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诚哉斯语！”[76]司马光的教子、育子之道，虽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经验总结，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自古及今，爱子不以道、溺之而姑息者多矣，慈父、慈母败坏子女的例子不胜枚举。父母对于子女的爱缘于天性，是不可解于心的血缘亲情，是对其生命得以延续的狂喜与膜拜，但人不能顺此自然本能而一往无前，应自觉而反其向，在慈爱的同时，应有意识地加入义理之训导，以成就其健全人格。子女不仅是家庭中的一员，更是社会的一员，家庭不仅承担培育家庭成员的责任，同时也是培育其为社会成员的最重要场所，尤其是子女在童幼时期，没有独立判别能力，家庭的影响尤为巨大，此时若不注意，一旦形成坏的秉性，便难以骤改。惯若天成，习如自然，溺爱，而不注重其独立人格的培育，不仅不能使其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也难以成为合格的家庭成员。谚语有云“棍棒之下出孝子”，揭示的正是以严不以慈育子的道理。当然，这不是要父子之间割断天然亲情，而是对溺爱流弊的补偏救弊之术。结合其为父教养子孙之道，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更应注重学生德行的培养，要从幼童可塑性极强之时，便对其加以教育，不仅教给其基本礼仪，更要注重教化其内心。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因此，教育必得其法，使其趋向鼓舞，心中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从生活的基本点滴开始，教其孝悌之道，教其为善之行。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修其身正其心，日日而积，月月而累，虽不见其立竿之效，却收其长远之功。教之读书，非但要教其知识，更要教其沉潜反复存养其心，仰扬讽诵而宣其志，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
司马光主张育子内容当以仁、义、孝、悌为主。他引用贾谊之言：“古之王者，太子始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提孩有识……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77]意即在始生之初即以仁、义、孝、悌之道日渐月摩，不仅晓之以理，更要感之以行，使他成长在一个具有正事、正言、正行的环境里，长大之后必然是正人君子。就如一个生长在齐国的人一样，长大之后必然能说齐语。这是司马光一贯的思想，特别注重环境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他说：“世俗之情，安于所习，骇所未见，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谓之风，薰烝渐渍谓之化，沧胥委靡谓之流，众心安定谓之俗。及夫风化已失，流俗已成，则虽有辨智弗能论也，强毅不能制也，重赏不能劝也，严刑不能止也。自非圣人得位而临之，积百年之功，莫之能变也。”[78]一个人的教育成长也是如此，从小的生长环境对其有莫大影响，积累已久，宛若天成，很难校正，故不得不慎。
司马光同时也对为人之母提出要求，重点在于严教。他说：“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数。”[79]母亲对孩子的教育要自觉严格，从怀孕之初便要进行“胎教”，“周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文王生而明圣，卒为周宗。君子谓大任能胎教。古者妇人任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艺博通矣”[80]。所以对母亲的要求是“非徒鞠育其身使不罹水火，又当养其德使不入于邪恶，乃可谓之慈矣！”[81]
伦理双方的责任义务总是相互对等的，为人父母有父母之道，为人之子，则有为子之义。对于子的最基本道德要求便是孝。“孝”之性行古已有之，司马光在前人基础上，做了更为详备深入的论述。他引用《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虽得之，君子不贵也。……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82]认为孝是天地之常经，所谓“天地之常，自然之道，民法之以为行耳”。孝的伦理根据也上溯天道，天生出万物，地成就万物，天地生养万物，如父母之育养子女，天地以生万物为心，父母则以育子女为义，万物与天地本质上一气相通，而父母与子女在血缘上则一脉相承。血缘之亲则所谓自然之道，孝正是以这种血缘亲情为基础，由此而生发并推己及人，由近及远。顺此次序，先爱敬其亲再推之爱敬他人，谓之有德有礼；反之，则为悖德悖礼。这是儒学一直在强调的“爱有差等，施由亲施”的原则，应当说这样的认识和做法有其心理基础，近乎人情又容易推行。
司马光引用孟子与《孝经》上的话，对孝做了正反两方面的规定。从反方面讲，不孝有五。孟子曰：“不孝有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83]从正的方面看，则是《孝经》上记载的：“君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84]从时间上讲，孝子之事亲贯穿父母的有生之年及逝世以后。从事亲态度上讲，孝在不同的时间段及所面临的具体事情上有不同要求，生前当敬养，死后当致其哀，祭则要敬慕，不可苟且从事，病则要致忧愁。如果从孝之本而论，内心之敬、乐、忧、哀、严是其根本。有此五心，方能有五事，事由心发，心以事成，二者相为表里，缺一不可。但五心乍隐乍显，又不可得而见，故在五事上又必须有具体要求，以严其事。司马光大量引用《礼》之仪，来申明孝子事亲的具体要求，如：“子事父母，鸡初鸣而起，左右佩服以适父母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进盥，少者奉槃，长者奉水，请沃盥，卒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父母之命，勿逆勿怠。若饮之食之，虽不嗜，必尝而待；加之衣服，虽不欲，必服而待。”[85]又“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恒言不称老。又，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食飨不为概，祭祀不为尸。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登高，不临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暗，不登危，惧辱亲也”[86]，“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丑夷不争”[87]。这只是一端，即居则致其敬的具体要求，要求无事时敬在心上，有事时敬在事上。(https://www.daowen.com)
“养则致其乐”，他在《孝经指解》中解释为“乐亲之志”。养非徒使父母衣食无忧，且要观其志之所在，内要有敬顺不违之心，自觉自愿地使其满足快乐。他引用孟子之言以释何为乐亲之志：“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88]则所谓养在养亲之志，而不在养其口体，这一点当是我们注意的。
父母有病当致其忧，《孝经指解》认为忧便是“色不满容，行不正履”。《礼》规定“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变味，饮酒不至变貌，笑不至矧，怒不詈，疾止复故”[89]。父母致病，犹如有同体之痛，在视听言行方面都要异于平常，内心犹如有同体之忧，无复有嬉戏娱乐之事。“北齐孝昭帝，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宫。帝行不正履，容色贬悴，衣不解带，殆将旬。殿去南宫五百余步，鸡鸣而出，辰时方还；来去徒行，不乘舆辇。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寝伏阁外，食饮药物，尽皆躬亲。太后惟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此可谓病则致其忧矣。”[90]
丧则致其哀。司马光引用《孝经》以申论。“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哀，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91]亲不在，内心之哀戚之情便显，心意犹如花木凋谢，不再有外在虚饰，而尽显其内心质朴之痛。故说礼无容，言不文。但哀戚之情应有节制，不过其度、不越其分，不以死伤生。故说三日而食，丧不过三年。这里哀戚之情完全是孝子内心之不忍，是一种哀思之寄托。“左庶子李涵为河北宣慰使，会丁母忧，起复本官而行，每州县邮驿，公事之外，未尝启口，蔬饭饮水，席地而息。使还，请罢官，终丧制。代宗以其毁瘠，许之。自余能尽哀竭力，以丧其亲，孝感当时，名光后来者，世不乏人。此可谓丧则致其哀矣。”[92]
祭则致其严。司马光说“严犹慕也”，慕即依恋、想念之意。他引用孔子之论以述“严”之意，即“君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93]。并举例说：“孟蜀太子宾客李郸，年七十余，享祖考，犹亲涤器。人或代之，不从，以为无以达追慕之意。此可谓祭则致其严矣。”[94]严即是不可草率从事，而应有敬慕追思之意，不可徒作礼仪之形式，心中诚有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情感。
司马光通过以上论述，要求孝子事亲不仅要内尽其志，而且要外尽其礼，内在之心是根本，外在礼仪是规范。二者相互促发，如人之两足交替前行，外在礼仪之制定缘于孝之本心，而在孝之本心未充分显露时，又通过礼仪教导诱发，使其沉淀、积习，宛若天成。孝心未显，通过教习使其合乎礼仪；孝心即发，则又通过内心推进礼仪，使其更具生命力。二者两用一体，异流同源，故他说：“礼孝同术而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