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治国的尊卑纲纪制度

宋初文人对唐及五代的反思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便是更加自觉地注重家国同构一体性，使二者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包括司马光在内的传统士大夫生活主轴皆离不开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秩序，他们的一切活动，包括思想、行事、著述都离不开这个链条。修身是基点与转捩点，由修身向外拓展，齐家治国平天下，建不世之功，成就“外王”理想，是每一位儒家知识分子理想中的自我完成。个体内心世界与外在群体世界经修身而相通，群体的和谐经由个体自觉修为而完成。修身以前是内圣学，修身而后则为外王学，内外兼通为圣王，为最佳状态，如尧舜、周公等。有内无外则为圣学，如孔孟、程朱等人；有外无内是以势力把持天下，不仅于圣王之道无益，且有损其流行发扬，它破坏了天下人心，使纲常伦理不可收拾，因而最为下等。从逻辑上说，“外王”事业的开出，是以“内圣”的修养和认识为基础的，也是“内圣”之学在现实中的完成。但从历史事实及现实来说，“外王”秩序的建设又总走在前面，是当下直接紧急的任务，而只有到一定程度，才能向“内圣”回转，以求得其合理性。(https://www.daowen.com)

北宋初期的欧阳修、李觏、孙复、胡瑗等人皆汲汲于时下有用之学，至后来的张载、二程等人才“回转”至内圣之学的探讨。当然“内圣”与“外王”在他们那里都是一个整体，只是从治学的侧重而言，有偏“内圣”与重“外王”之别。余英时先生在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中对“道学”与“道统”做了详尽辨析，认为：“‘道统’专指‘内圣外王’合一的上古三代，而以‘道学’专指道治分裂以后，从孔子到宋代的儒学传统。”^[116]“道学”与“道统”关键的分殊在于是否按照道学的设定去治理天下，把道学化为道之流行日用，把道学之理想转化为现实。我们暂且抛开余先生的本意，而只取其标准，若按此划分，则司马光应是有言有功有德，应是传承道统，而二程、朱子等人则只是内圣之学，是传承道学的。司马光与诸儒最大之不同，在于他以儒者的身份与精神在政治生活中取得了成功，并按照自己对“道”的理解将其付诸实践。他所依凭的工具便是“礼”，这里的“礼”虽然从原理上与“齐家”之理并无二致，但在其走向上则更向他律的法靠近了，强制性加强了。作为典章制度的“礼”是不能轻易更改的，以礼来治国从形式到内容都有非常强的规定性，具体细节甚为复杂，我们这里只从“礼义”的层面去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