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专著和相关著作

如李昌宪的《司马光评传》、董根洪的《司马光哲学思想述评》、陈克明的《司马光学述》、宋衍申的《司马光传》、顾奎相的《司马光》、季平的《司马光新论》，及部分通史类著作，如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学术通史》等。其中，研究较为系统的是董根洪的《司马光哲学思想述评》和李昌宪的《司马光评传》。

《司马光哲学思想述评》从自然哲学、辩证哲学、认识哲学、历史哲学、人生哲学、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等方面对司马光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论述，为其哲学思想研究搭起了一个基本框架。但若从求全责备的角度看，该书条分缕析有余，一贯统论不够，忽视了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难以阐明司马光哲学的根本宗旨与独特精神。(https://www.daowen.com)

李昌宪的《司马光评传》分为生平篇、思想篇和史学篇。生平篇全面深入地介绍了司马光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成长经历、仕途生涯、沉浮得失。思想篇从治国思想、伦理道德思想、社会历史观、哲学思想等各方面进行了论述。李著较之董著材料更为翔实，论证更加细腻，但与董著存在相似的不足，譬如对司马光“礼学”思想的论说，便将其分属在治国思想、伦理道德思想、社会历史观当中，显得分有余而合不足。其实“礼”在儒家的思想中是带有纲领性的范畴，它与“仁”相辅相成，相为表里，是一种外在的规范和秩序，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一以贯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概莫能外，如果强分就显得不够合理。再如，司马光接受了扬雄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人性论上主张“性善恶混”说，这样就必然会让他在治国论上主张德刑结合等，书中却人为将二者切割开来，反而令人费解。再者，对司马光在儒家道统中地位的论述稍嫌薄弱。朱熹尝对司马光极尽赞美，称他“笃学力行，清修苦节。有德有言，有功有烈”。随后，朱熹改变了观点，“涑水微嫌格物之未精”，把他从“六先生”之中排除出去，只称“北宋五子”。抛却朱熹囿于自己的立场而带来的偏见之外，司马光哲学思想本身有哪些缺陷和矛盾？“未精”之处在哪里？方正学先生称司马光“儒者之泽，大行于民。伊周以来，唯公一人”，这样的人却长期被排除在儒家的道统之外，原因何在？朱熹的弟子熊勿轩认为：“若涑水之力行苦节制行，非不诚一，而前辈谓欠却致知一段。如尊杨雄而疑孟子，黜汉统而帝曹魏，正自有不可掩者，又不待辩而定也。”^[2]其中确指什么？书中对这些问题虽然也做了分析，不过笔者认为还有进一步分析的空间。另外，这些著作更多揭示了司马光思想“实谓”的层面，鲜少触及“意谓”与“蕴谓”等层面。如司马光本身没有关于“诚”的专论，却被邵雍誉为“脚踏实地之人”，苏轼也说他“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诚、曰一”^[3]。之所以有这样的评价，原因何在呢？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