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和实践论
与其心性中和思想相联系的是中和养生思想，也由此而转入了司马光对中和思想的实践。司马光要人常设中于心，认为有助于养生。他在与王乐道的书信中说道，“虽不晓医”，却可以治病，而治病之良方则在于中和原则。他说：“凡人之所赖以生者，天地中和之气也。若不节饮食衣服，直以极热极寒疏利之药循环攻之，使中和之气何以自存乎？况今乐道之疾上热下寒，服凉药则热未去而寒益甚，服温药则寒未减而热益加。然则所服之药皆有损而无益也。……只调饮食以待病气自退，饮食不惟禁止生冷，亦不可伤饱，亦不可伤饥。……衣服不可过薄，亦不可过厚……藏心于渊，恬然逍遥，归于自然。使神安志适，骨肉都融。则中和之气油然自生，如此养之旬月何疾不廖乎？”[71]他所谓的以中和养生，从最外在而言，则是饮食衣着不要过也不要不及；从内在而言，则是要人常守中和，要“藏心于渊，恬然逍遥，归于自然”，只要不人为发喜怒哀乐之情，一任天机而归于自然，则中和之气便会油然而生。可以看出，中和范畴是天道自然的体现，是人内心固有之自然，而非人为造作。
从养生来说，中和则主要归为调气，所以司马光又接受了孟子的养气说：“治气以和，此孟子所以养浩然者也。”[72]能守中和者则“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在他看来，万事万物皆由气而构成，他在《潜虚》开篇就说：“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气以成体，体以受性。”气是生命体的实质构成材料，只有保持其平和如初，不偏不倚，方能长寿。我们对能量的摄入可以时断时续，唯独与大气的交流一刻也不能停息，一呼一吸之间，保持着与大气的交流，是生命之根对其体的维系。然人为万物之灵长，所不同于动植者，以其有仁义礼智之心，有发达的理性与道德的自觉。因此，对心的调节才能达到对气调养的目的，故外在饮食衣着、起居休息至中之养气再到最内在之养心，无不以养心为根本，而以养气为目的，三者之间紧密相连，一体同源，损一便坏三。
在谈到德与气的关系上，司马光阐发孟子养气时说道：“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志至焉，气次焉，故孟子养德以气言之。盖能谨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乐乱其气，则志平气顺德日新矣。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及夫德之成也，沛然不息，确然不动，挺然不屈，故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不有道义以充其内，能如此乎？故曰：‘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凡人为不善，能欺天下之人，不能欺其心，虽忍而行之，于其心不能无蒂芥焉，然则浩然之气不存矣。故曰：‘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君子优游从容以养其气，虽不敢忽忘，亦不正。以为事欲其速成，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操之则存，舍之则亡，久而无怠，然后自得之，此其所以难言也。’”[73]志是心之志，是内心的自觉意识，气是身体的实物构成，二者紧密相连，但志主导气，因而志为本，气次之。若能守中和之志，即喜怒哀乐能保持中和的状态，则其气亦顺；如气平顺则反过来又能影响中和之志，从而其德日新。所以孟子才说“持其志”，但不能忘记气对志的影响，暴其气则其志亦乱。二者实质讲的是心身关系，即以心为本，以身为次。后来程子也说：“志动气者什九，气动志者什一。”
在以志帅气的修养过程中，我们同时要配合“义与道”。为什么要配合义与道？这与人知道善恶的能力有关。如果做了不善的事情，可以欺瞒天下人，但并不能欺骗自己之心，此人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最是灵明，一有不善便能察觉。外有损人之恶，则内有亏心之慊。心有此慊，气便从而馁也，故浩然之气不成，而人不得寿。同时他引用《中庸》说：“大德者，必得其寿。盖言君子动以中和为节，至于饮食起居咸得其宜，则阴阳不能病，天地不能夭，虽不导引服饵，不失其寿也。”[74]有德之人必得其寿，原因就在于君子在日常生活中饮食起居能得其中，且在与人物交流之中能以中和为节，不过其分，不越其度，从而引起内心之坦然自适，无累无欠，婉转自如。(https://www.daowen.com)
司马光的养生思想，与古医学对天道人体的看法相通无违。《黄帝内经》是医学宝典，它受阴阳五行思想及“中和”思想影响很大，也强调“一阴一阳之谓道”，强调两者不即不离、平衡和合。阴盛致病，阳盛亦致病，只有二者的平衡才可达到“平”“和”的状态，而达到平、和的状态，病也即痊愈。医术根据的即是阴阳五行原理，而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达到人心与人身、人身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平衡和谐。司马光的“中和论”既包含了阴阳五行之理，也包含了心性情意之说，目的也是要达到整体的平衡和谐，因此二者是殊途同归的。
司马光坚信自己的中和养生理论，不仅劝导王乐道、李孝基以此去病，且在与范镇辩论过程中也认为范镇之所以病，就是因为其有过与不及之举，从而失中和而致病。致病以去此，“夫人之有疾也，必自于过与不及而得之”[75]，“人之所为不得其中，然后病袭焉”。病愈以得此，“饥饱寒暑劳逸喜怒，人之所为也，人之所为苟不失其中，则天之所施虽过，亦弗能伤矣”[76]。他甚至认为，可以“熟读《中庸》以代《素问》《巢原》”，如果真能知中和养生之真谛，则“《医经》《病原》皆可焚”，他的自信似乎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
在司马光与范镇辩论的过程中，范就责其执中太过，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言帝王中和之化行，则阴阳和动植之类蕃，非为一身除病而禁医书也。孟子养浩然之气，荣辱祸福之不能动其心，非除病之谓也”[77]。从范围来讲，“致中和”只是帝王之事，是对有位之人而言，而非对普通人而讲。从效用来讲，“致中和”只讲有位之人调和阴阳，则社会和平顺达，而自然丰茂繁盛，并不是为了个体之除病。孟子浩然之气亦然，不能离开其特定范围而无限延展。从理论的透彻与创新来讲，司马光更为通透而更富开放性，范镇则较为拘泥而显保守。因此司马光批评他只知“水所以浮天载地，生育万物”，而不知亦可“涤器”，只知其大，未知其小，画地自限，不能一以贯之而人为设隔。范镇又从其实践效用上进行反对，说孔子大圣，却有“子疾病”之载，孟子大贤，却有“昨日病，今日愈，是病亦不能除也”之患。在他看来，司马光的中和养生理论多少有些无稽。司马光说他是“若墨翟守千仞之城，以待勍敌”，使其难得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