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和心性发明
司马光并没有单纯从客观角度去理解中和、中正，而是更注重其在心性论上的意义，即中和的人文价值及主观合目的性，这是阴阳中和之天道论在理论上的必然，也是他在实践过程中的切身体悟。司马光上溯《尚书》《中庸》之源，从而接引其心性论的话题之流。他在《中和论》中说道：“君子从学贵于博，求道贵于要，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而已。《大禹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危则难安，微则难明。精之所以明其微也，一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执中而已。《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君子之心于喜怒哀乐之未发，未始不存乎中，故谓之中庸。庸，常也，以中为常也；及其既发必制之以中，则无不中节，中节即和矣，是中和一物也。”[64]未发、已发是宋儒极其重视的一个话题，甚为复杂而难言，它不仅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还与个体的心性修养及内在体验有关。这里的“中”显然不能做空间意义上的理解，“中”不是“中心”之意，而是对于喜怒哀乐之未发之心的一种本然状态的描述。这种本然状态是什么？其实很难说清楚，它需要有心性修养的功夫才能实实在在体验到，但它又并非神秘不可知，只是与一般知识的获得方法相异，约与现代心理学所讲的“心理尺度”相当。“中”是各种因素有机完美的结合，是一种井然有序、各得其所从而维持整体平衡的功能综合。司马光点出在求道过程中人心之重要性，认为所谓道之要，不过在于治心，而治心最重要的莫过于使性情和谐，即使情幽暗显用皆得其度，而合度之方就在于其得中。司马光注意到道德之要全在内心之一念之间，道德主体能动性的高扬便能去恶为善：“去恶而从善，舍非而从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为如制駻马，如斡磻石之难也。静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转户枢，何难之有？”[65]为仁由己，选择的权利完全在于自己，是自我最能做主、最自由的一个领域。人之才情高低不齐，天资所关；然人之为善却只有为与不为，而无能与不能。不能只在于不能胜其欲心故也，而欲便是产生喜怒哀乐之情的根源。司马光说：“吉凶悔吝未有不生乎事者也，事之生未有不本乎意者也，意必自欲。欲既立于此矣，于是乎有从有违，从则有喜有乐有爱，违则有怒有哀有恶，此人之常情也。”[66]他认为，人生而有欲，欲之满足则有喜乐；反之，则产生哀怒。与情相较，欲望是更根本的。人之所以有私、有我皆因人之欲望而产生的，故曰：“有意、有必、有固则有我，有我则私，私实生蔽。是故泰山触额而不见，雷霆破柱而不闻；无意、无必、无固则无我，无我则公，公实生明，是故秋毫过目无不见也，飞蚊历耳无不闻也。”[67]有欲则有我，有我则自私，自私则心生暗蔽；不注重自己的欲望，而能用之有度，则无我而大公，公则生澄明。因此，要求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要求以“中”制之，根本的方法就是对人的欲望进行调节，使其合度、合理。所谓合度，内则合自己心理、生理尺度，这于自己养生有益；外则合礼仪规范、刑法之则，这是其社会学意义，有益于整个族群的和谐。司马光并不否定人的正常欲望，而只是要求其合理合度，他在前面已引述过的《情辩》中就说道：“情与道一体也，何尝相离哉！”并认为礼是缘情而作，道、礼都是在情的基础上而节制的。不过要求其情发而合乎礼仪，不可泛滥而蔓延无边，故又说：“情者，水也；道者，防也。情者，马也；道者，御也。”[68]道是对情起防范的作用，使其不要过分。这与他对《中庸》之中和的论述可以相互发明，使我们可以晓然其理而不远其大旨，在《情辩》中是道对情起防范作用，而在关于中和的论述中则提出了具体方法，即“制之以中”，要求其无过无不及。(https://www.daowen.com)
在司马光与韩维的辩论中，我们更能明确其中的含义。韩维认为，中之意有二：“对外而言一也，无过与不及一也。喜怒哀乐之未发，漠然无形，及其既发，然后见其中节与不中节也。……人之心，虚则明，塞则暗，虚而明，则烛理而无滞，应物而无穷。喜怒哀乐之发，有不中节乎？中节则无过无不及矣，有不和乎？”[69]实际上韩维是以内与虚来解释中的，内是对外而言的，指的是喜怒哀乐未发之时的潜在状态，是存之于心而未发之于外的，此为一。二是指人心虚静清明的状态，认为其不偏不倚，不受其情之影响，从而其情也能各得其位，发出来便为之和。司马光并不同意韩维的看法，并对此做了回应。他认为，中是指德之方面而言的，而非指形之内外，若以内外而言，那么《中庸》则当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及其既发谓之外。”这显然不合《中庸》之意。同时他也不同意韩维以虚来释中，他认为，虚并非如王弼所讲的那样“空洞无物”，而是“不以好恶利害蔽其明是也”。如果是空洞无物，那就是心如死灰、形如枯槁而没有生意。心应是“动物也，一息之间，升天沉渊，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他同意《大学》与《荀子》对“虚”之解释：“凡曰虚、曰静、曰定云者，如《大学》与荀卿之言，则得中而近道矣。”如果如韩维对虚的解释，那么《中庸》当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虚，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心不可寂灭，必有思虑动作，只不过是要保持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的状态，他赞赏荀子的“虚一而静”说，说明他认识的“中”其实就是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一种心境。只有在这样的心境下，才能顺物理而顺人情，无论在道德意义上还是认知意义上，都离不开这样一种“虚一而静”的澄明心境。所以他要人修养的主旨便是“常设中于厥心”，劝导韩维“辍习静之心，以为习中为心”，要“专以中为事，动静语默，饮食起居，未始不在乎中，则物虽辐凑横至，一以中待之，无有不中节者矣”。[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