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伦理之礼义与礼仪

司马光最有特色且用力最勤的是其家庭伦理思想。这不仅因为前代就有家国同构的原理与事实，更重要的这是他对唐及五代之所以走向衰败进行反思的结果。国是放大了的家，家是微型的国，所谓一体，很大程度上是二者的组织原则及价值理念的相通，在具备社会模型的家族里已包含了社会当中的各种关系，尤其是家中之父子伦理关系可以转换成政治上的君臣政治关系。司马光在《温公潜虚·行图·考》中说：“考，父也。君为尊矣，患于不亲；母为亲矣，患于不尊。能尽二者，其惟父乎！慈而不训，失尊之义；训而不慈，害亲之理；慈训曲全，尊亲斯备。”^[53]在众多关系之中，父子这一伦常是最为重要的，它完美体现了“亲亲”与“尊尊”相互结合的道理。二者张弛有度、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不仅是处理父子关系的要道，也是处理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轴与精华。君之所以与父在一定意义上能相通，就是因为君主在治理国家时，不仅要定尊卑，使之纲常有序，而且要通和上下，与民要融为一体。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最典型的体现便是君—臣—父—子、父—子—君—臣这一伦理结构及原理的相互转换融通。司马光同时引用《周易·家人》的彖辞“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54]来说明这一道理。之所以“正家而天下定”，是因为它们的结构及原理是相通的。

家国同构的道理在《大学》《孝经》中都有所论述，司马光也引用相关材料以强化其观点：“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如果说“修身”之前为内圣之学，修身之后是外王之学，那么“修身”一节便是打通内外的转折点。由修身而下，先家后国，家庭又是个人走向社会的转折点。个人内心与外在世界，个体之与群体，统合分殊、收束外扩，皆一以贯之。正心、诚意做的不只是内在功夫，它的旨趣在于修齐治平；修齐治平也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必化归为内心之修炼澄明。所有一以贯之的链条，无非是使社会和谐有序、友爱相善、清明安和，而每个个体则以自己为中心推内心之善向外扩散。家庭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起中介作用，培养任务是要初步完成个人的社会化，因为它直接影响着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与言行举止。

司马光重要的礼学著作有《司马氏书仪》《居家杂仪》《涑水家仪》《温公家范》《说家杂仪》和《三家冠婚丧祭礼》，其中，后两部书已经亡佚。在这几部著作中，他对家庭伦理、礼仪格外重视，民间家礼是其主要论述对象。《书仪》10卷，由“书”与“仪”两部分构成，卷2至卷10皆是关于家庭伦理的论述，包括冠仪、婚仪、丧仪与祭仪，其中卷4附有《居家杂仪》。

司马光的家庭伦理思想可从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是关于家庭之中各种伦理关系的抽象道理，即礼义；二是关于居家之时处在不同伦理身份的个体行为举止的具体规范，即礼仪。其对家庭伦理思想的讨论集中在《家范》一书，包括治家、祖、父、母、子、女、孙、伯叔父、侄、兄、弟、姑姐妹、夫、妻、妾、乳母等拥有不同伦理身份的个体所应具备的伦理规范与道德要求。从现代学术意义上考察，他所谓的“家”不是指夫妻与子女式的核心家庭，而应是家族，包括纵向之祖父母、父母与子、孙，横向之妻妾、兄弟、姐妹，及旁系之姑、叔、侄、乳母等。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实际上已是微型的社会关系网络。司马光引用齐晏婴的话来说明他持家之总原则，即“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并发挥说：“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5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光继承了传统之忠恕、絜矩的理念和精神，讲求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从而在两者之间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方对另一方的义务以对方赋予自己的权利为前提，对方赋予自己权利的同时就是对方对自己承担的义务，如此循环往复，故相对双方实际上都是以自己先尽义务为前提。在方法上则是反求诸己，内省不已。在从对方那里得不到权利之时应该反省自己给对方之义务是否不够，因为义务与权利相互规定、互为前提，没有无权利之义务，亦无义务之权利，二者在时间上无前后之分，只有在逻辑肯定上之强弱之别。故子孝必要父慈，兄爱必要弟敬，妻柔必要夫和，在相对伦理的践行过程中，必以义务为前提，必以反省内求为方法，争则两丑，让则两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