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有别与夫妻之道
在司马光看来，“治家莫如礼”，而在礼的诸多节目中又有主次轻重之分，其中“男女之别，礼之大节也，故治家者必以为先”[56]。男女有别，是礼的起始，以礼治家，必先从分男女为始。这与《易》万物化成之序有关，《序》卦上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太极初分为二，化为阴阳，乾道为男，坤道为女，男为阳，女为阴，正如自然界有阴阳分合才构成万物一样，人类社会也正因为先有男女而后才有夫妇、父子、君臣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故《易》以乾坤为基，礼便以男女为先。司马光引用了许多典籍对男女之别做了在今天看来相当苛刻的规定。从其所引用资料看，他所理解的男女有别，很大程度上是男女生活上的物理距离。如：“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57]“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58]“子生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59]在今天看来，有些规定莫名其妙，若历史地看，则是古人对男女差异的表象理解。他还举出历朝执礼的模范而标举其行，“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从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门而与之言，皆不逾阈。仲尼闻之，以为别于男女之礼矣”[60]。司马光认为公父文伯之母是能守男女之礼的典范。
与男女之别相连的便是夫妻之道，像自然界阴阳分合化生万物一样，有男女夫妇才有父子、君臣，司马光虽在《家范》的排序中把夫妻排列于祖、孙、父、母之后，但他的论述重心是在夫妻之道上。他说：“夫妇之道，天地之大义，风化之本原也，可不重欤！”[61]他引用《周易》《咸》卦与《恒》卦来论述夫妇之道，《咸》卦艮下兑上，是男下女，表示男女相感交合，这是天地之义。男女不合，则人类无从繁衍，社会不得延续。但《咸》卦中之男女地位并非恒久常道，只有《恒》卦巽下震上所表示的“刚上而柔下”，才是男女夫妇相处之常道。故礼便有“婿冕而亲迎，御轮三周，所以下之也。既而婿乘车先行，妇车从之，反尊卑之正也”[62]。意在强调男尊女卑、夫主妇从，认为这是天之经地之义，不可违抗。他在《温公潜虚·行图》中也表述了类似的思想，在“特”行中他说：“特，夫也。天气下降，地资以生；日光旁烛，月借以明；夫和而正，妇听以行；是谓天地之终，阴阳之义，人道之始。”[63]旨在申明夫主妇从的道理。同时他在“偶”行中又从另一面揭示了同样的道理：“偶，妃也。天能始事，地实终之；阳能生物，阴实成之。有夫无妇，中馈孰主？所以《咸》先于《恒》，男下于女。”[64]所不同的是，这里强调的是阴之用，强调的是妇之功，但仍不离男尊女卑、夫主妇从的道理。他特别反对背离阳主阴卑、妇强夫弱的做法，把此种现象称作“牝鸡司晨”的反常现象，并结合大量的历史史实，申述这个道理：“自古及今，以悍妻而乖离六亲、败乱其家者，可胜数哉？然则悍妻之为害大也。故凡娶妻，不可不慎择也。既娶而防之以礼，不可不在其初也。其或骄纵悍戾，训厉禁约而终不从，不可以不弃也。”[65]主张在未娶之际，需谨慎选择；在已娶之后，要以礼禁约其初；若终不可训导而悍戾如故，便要休妻离绝。并鼓励士大夫不要畏惧舆论的压力，“若妻实犯礼而出之，乃义也”，就像孔子曾三出其妻，其余贤大夫出妻之事也很多，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圣贤之行。
司马光认为，妻之德有六：“一曰柔顺，二曰清洁，三曰不妒，四曰俭约，五曰恭谨，六曰勤劳。”[66]为人妻，当以此六德为先。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以简素整洁为美，不以奢华为荣；以大度能容为有德，不以嫉贤妒能为聪；等等。六德从其背后之精神来看，依旧是厚德载物之具体化，要求妇女能忍辱含垢、柔顺谦卑，谨守此六德，所以成事也。除六德之外，若能“辅佐君子，成其令名”，则为更佳。他引用司马迁的观点来论述妇德之重要又难能：“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妺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嫄及大任，而幽王之擒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67]家之昌盛，国之衰亡，与妇德都有极其密切的联系，故不可不慎。
其实，礼的本源既有向上超越之宗教维度，那么作为礼之一部分的家族伦理思想，就不能不是天道的体现和表征。男女夫妻之道，正是天道阴阳在社会秩序中的贯穿表现。阴阳有分，故男女有别；阴阳有合，故男女交泰。阳尊阴卑，故夫主妇从；阴阳不即不离，故男女前后相随；阴阳以“中正”为原则，而夫妻则以“义”而离合。夫妻相处之道，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也。阳尊阴卑而阴阳不离，男女有别而相反相成。男尊女卑是逻辑上的强势肯定，在各守其道的前提下，夫妻双方仍是以互动的相对伦理为指导原则，责任与义务要求是双向的。从形式上看，司马光提出了一颇具现代思想曙光的夫妻相处原则，即“夫妇以义合，义绝则离之”。之所以说它只具形式上的意义，是因为它的内容仍不脱离男尊女卑、夫主妇从的前提。且其主张悍戾难训之妻当出之再娶，而对妇女一方则要求“贞女不事二夫”，碰到丈夫有病、不修操行的只能认命，若就此看，男女双方在地位上又是不平等的。《家范》载：“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恶疾，其母将再嫁之。女曰：‘夫人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适人之道，一与之醮，终身不改，不幸遇恶疾，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司马光把这样的范例作为标榜的对象，可窥见其内心之本意，在夫妻相处之道上，男人有绝对主动权，而妇女则只能被动地接受。但在当时具体历史背景下，司马光仍然提出了一些较具恒常意义的原则：(https://www.daowen.com)
第一，在男女择偶问题上，反对所谓的门当户对，反对以家财、相貌取人，而主张夫妻双方应以品行、志同道合为首先考虑的因素。他在《书仪》中就表述了相关思想：“凡议婚姻，当先察其婿与妇之性行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贵，婿苟贤矣，今虽贫贱，安知异时不富贵乎？苟为不肖，今虽富盛，安知易时不贫贱乎？……妇者，家之所由之盛衰也。苟慕一时之富贵而娶之，彼挟其富贵，鲜有不轻其夫而傲其舅姑，养成骄妒之性，异日为患，庸有极乎？借使因妇财以致富，以妇势以取贵，苟有丈夫志气者，能无愧乎？又世俗好于襁褓童幼之时轻许为婚，亦有指腹为婚者。及其既长，或不肖无赖，或身有恶疾，或家贫冻馁，或丧服相仍，或从宦远方，遂至弃信负约，速狱致讼者多矣！”[68]
从这段材料中可看出，司马光不仅反对将对方是否富有作为婚姻重要因素的做法，而且也反对指腹为婚、定童幼之亲等行为，认定婚姻是建立在品行端正、志同道合的基础上的。在今天看来，这仍不失为科学稳妥的做法。在《家范》中他标举梁鸿与其妻的结合，正是基于二人志同道合，不受外在条件和舆论的影响：“扶风梁鸿，家贫而介洁。势家慕其高节，多欲妻之，鸿并绝不许。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行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织作筐缉绩之具。及嫁，始以装饰入门，七日而鸿不答。妻乃跪床下，请曰：‘窃闻夫子高义，简斥数妇。妾亦偃蹇数夫矣，今而见择，敢不请罪。’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亦有隐居之服。’乃更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69]
第二，既成夫妇之后，双方当相敬如宾。“晋太宰何曾，闺门整肃，自少及长，无声乐嬖幸之好。年老之后，与妻相见，皆正衣冠，相待如宾。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毕，便出。一岁如此者，不过再三焉。若此，可谓能敬矣！”[70]并把能敬与否看成有无德行的标准，“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
第三，哀丧。为人之夫，妻子死后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临丧，可观其夫妻相处之道如何。司马光批评庄子临妻之丧，不哭反歌，称之为“不义”之举。司马光在这里看不到庄子对宇宙与生命的达观之解、通彻之悟，只是站在儒者的角度，批评他不守礼法。他所表彰的是太尉王龚与诸子并杖行服临妻之丧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