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对“诚”的体贴与发明
“诚”在儒学的道德修养论中占有重要位置，对其诠释的向度也非常丰富和深入，在早期经典中对“诚”论述得最为详备且有深度的当属《中庸》，约分为以下几层：第一，“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72]。天道自然真实，无一毫虚饰作假；而人则常有虚饰伪作，人应当效仿天道常行无妄，自然真实。人道之诚又分为两种：圣人天性圆满，自与天合德，故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是“自诚明”；而普通人则应择善而固执，死守善道，方能按照生命深处的真实律动而行，需要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修养功夫，即所谓“自明诚，谓之教”。第二，“至诚不息”。因为真实所以不息，所以能恒久。不息不是外在强迫的运动，而是自觉自愿、发自内心深处的欲罢不能。唯其不息，故它有一种发于内心深处的创造力。如果说诚之纯真在于除伪，那么不息的律动则在于破怠。第三，诚的最高目标在于“赞天地之化育”。“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73]“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74]诚能择善固执，死守善道，笃行不已，则能使自己的本有之性充分展开实现。但诚并非只诚于己，而有一种向外推行的力量。诚不仅在于破己之伪，亦在破他人之虚，从而便有一种向外推行以诚之的力量。不只是要尽己之性，亦要尽人之性；不仅要尽他人之性，还要尽物之性。诚向外推向的力量，使万物各尽其本然之性，成就自己。尽人物之性，必要有周遍万物的智慧，要顺其性、遂其生。这其实就是天地的目的，天地生成长养人类万物，就是要使之成为其所是。果能助天地尽万物之性，便可与天地之道并而为三，与天地参。“尽己之性是儒家的修身理想，尽人之性是儒家的社会理想，尽物之性乃是儒家的宇宙理想。”[75]第四，至诚如神。“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76]至诚如神，主要意思在于说没有人欲私心的影响而一任事情的本真，则可以提早发现事物的兆几萌芽。《大学》中也有关于“诚意”的论述。王阳明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77]朱子也说：“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78]
《中庸》《大学》论“诚”极为详备和丰富，尤其是《大学》将“诚”推到一个极致的位置。我们说，“诚”是众德之本，在“仁、义、礼、智、信”五德目之中，信属于五行之土，是统辖五德的。信与诚意相近而略不同，诚多对己而言，信则对人而言，虽不同但相通，根本精神一致。“诚”之为德，在得于心、畅于体、发于事、著于形，可体知而难以言说，可意会而难以笔述。朱子对“诚”之发明，认为诚即“真实无妄”，它由反求诸己而来，由身体力行而显，是自我面临生命真实的一种从容涵养。敛之曰诚，散则万事万物无不由之。
司马光对“诚”的体贴与发行，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论述：一曰言，二曰行，三曰他人之论述。苏轼在《司马温公神道碑》中说：“故臣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诚、曰一。”苏轼认为，司马光的事业、德行感人心、动天地，其表现有二，即诚和一。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后录》中认为，“文正公以诚以谦为学之本”[79]，“文正之学，主之以诚，守之以谦”[80]。又一则材料记述：“安世从温公学，与公休同业。凡三四日一往，以所习所疑质焉。公欣然告之，无倦意。凡五年，得一语，曰‘诚’。安世问其目，公喜曰：此问甚善！当自不妄语入。”[81]又说：“刘忠定公得其刚健”[82]，所谓“刚健”便指以“诚”为本而开发出来的“知行合一”精神，是不为权势、利禄所惑的绝世独立的刚健力行精神。后来的张九成对刘安世的评价也说：“司马温公心法，先生其得之矣”[83]，“心法”即指“诚”。
根据这些材料记载，我们可知“诚”在司马光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其生命体贴的真实，是他实践力行的根本。而这里所谓的“学”也就是“内圣”之学，对“诚”的体贴是其“内圣”之学的根本。儒家士大夫的德行修养往往得益于一二字，虽千言万语，但收束起来无不从这一二字发散出来，这是其学问的根本，也是其一以贯之之处。如孔子学生论说孔子思想的一以贯之之根本是“忠恕”之道。与司马光同时代的程颐也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84]，“敬”和“致知”就是其思想的头脑。而“诚”就是司马光道德、学问、实践的根本处、得力处、受用处。
司马光对“诚”的论述并不多，缘于其是得于心、畅于体、著于行、发于事而难于言的，在其遗失的著作《〈大学〉〈中庸〉义》中可能有相关论述，惜其不传，无法再考。他尝对弟子刘安世说：“平生只是一个诚字，更扑不破。诚是天道，思诚是人道，天人无两个道理。”[85]以“诚”来统贯天人之道，可能就是对《中庸》之义的发挥。真实无妄是天道荡荡，是自然如此，而“思诚”则是人道当然，是以天道为根据的人文价值之自觉。他又说：“其诚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尝须臾离也，故立朝行己，俯仰无愧耳！”是以不自欺、不欺人的言行合一来释诚。他在《事亲》中说：“迂叟事亲无以逾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86]，以诚把家国关系沟通起来。又在《三欺》中说：“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诚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87]人之所以能感人，在于内心真实的情感与不息的坚持，欺瞒者因其假，故不能久，人转眼即知。在《勇箴》中又说：“何为而正致？诚则正；何为而勇？蹈正则勇。”[88]可见，在“治心以正”与“事心以诚”的关系上，诚还是最根本的，诚则能正，正则能勇。倒是他对与诚相近的“忠”“信”两个范畴有所界定。他说：“尽心于人曰忠，不欺于己曰信。……孝友而不忠信则非孝友矣。”[89]在《潜虚》中也有对信的论述。皆以信为众行之本。
除却上述言论，我们可以考诸司马光之行事，来深析其对诚意的发明与体贴。言语只是表达思想的一方面，而行动则能更为深切地表达其真思想与真道德。孟子尝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意谓要理解思想家的思想需要对其人有全面了解，这样才能接近其思想真相。因此，作为诠释对象的就不只是文本记载的言，更应诠释他的行。当代学者傅伟勋提出了一套深刻的诠释学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第一，“实谓”层次，即原作者（或原典）实际说了些什么；第二，“意谓”层次，即原思想家（或原典）想要表达什么，或其真正意思是什么；第三，“蕴谓”层次，即原思想家（或原典）可能表达什么；第四，“当谓”层次，即原思想家如果活到现在，他应当表达什么；第五，“创谓”层次，即为了完成思想家未能完成的课题，我（能）继续说些什么。[90]我们这里对司马光“诚”的理解与诠释，更多相应于“当谓”层次。(https://www.daowen.com)
一是诚为信之意。所谓信者，不欺而已，内不欺于己，外不欺于人，包括思不欺、言不欺、行不欺。在生平篇中，我们曾经提到幼时司马光“弄青胡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汤脱之。女兄复来，问脱胡桃皮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诃之曰：‘小子何得谩语！’光自是不敢谩语”。这是他小时受家庭教育熏陶的结果，知道言必信，言必与事实相合。司马光居洛之时，让老仆卖其所乘之马，临行前叮嘱老仆，如果有人买马，一定告诉他“此马夏月有肺病”。司马光一生都在践履和发扬诚信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推至治国理政的高度。在编写《资治通鉴》“商鞅变法”一段时，他对变法的具体措施着墨不多，却花了很大力气去写徙木之赏，并且不无感慨地说：“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并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91]在实践当中，他与韩琦争义勇，力劝朝廷不当失信于夏、辽，认为这是为政之根本。
二是诚为慎独意。这在《大学》中已有所发明，“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92]所谓“独”即是“人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93]，若实能有志于善、有志于事，则必能慎独。盖天下之理本实，天下之善不虚，若诚于此，则必慎独。是发于内心的欲罢不能，是发于学的“为己之学”，如好好色、恶恶臭一般真实自然。司马光“初宦时年尚少，家人每每见其卧斋中，忽蹶起，著公服、执手板危坐，久，率以为常，竟莫识其意。淳夫尝从容问之，答曰：‘吾时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为念，岂不可敬耶！”[94]在其独处之时，尚以天下为念，不为私欲所蔽，可谓得益于诚之力而慎其独也。
三是诚为直意。“直”在《论语》中已有论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95]。直与枉对举，却发自诚。若果能忠实于是非善恶本身，不迫于势，不诱于物，不拿原则做交易，便自可直。否则，将导致枉断曲行，掩盖事实本身的真相，损害善良，助长邪恶。直是忠于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是忠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若能诚必直。司马光在为台谏之时，就“以忠直敢言闻于时”[96]，后有“其直如矢”的评价。司马光一生直言敢谏，从不隐瞒自己真实的想法，也从不有意违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为小吏时，他不顾人微言轻，直言朝廷得失。为谏官时，他与韩琦争义勇，以死力谏仁宗建储，后与欧阳修争濮议之事，最后与王安石争“新法”，皆是对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的忠实，不顾性命之忧，不惑厚禄之诱，不惧权力之势。若真能诚，则其必化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有万恶莫当之势，如利剑般斩伪杀欺、破枉摧诈。
四是诚为精一之意。一即是言行如一、内外合一、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同时它又是专心致知、主一无适、精益求精之意。言行如一，即是言必信，即是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之意，而非言如圣贤，行如禽兽；表里如一，即是内心之世界可以公开以示人，外在之言行即内心之想法。司马光尝云，他一生所行之事，未有不可以对人言者，即是表里如一。诚则能知行合一，如果真真实实地意识到是非善恶，择善固执，为善去恶，求是舍非，这种真知必发为行，见一不善，如己之不善，必力劝之，见一善行，如己之善，必为之悦。诚如王阳明所言：“真知必能行”，若诚于知，则知与行断然不是二事。司马光一生都在坚持自己，信守知行合一，无有丝毫虚假造作。知王安石新法之非，必以力抵之。当时朝臣附安石者居多，他终不依附；为相之后，依旧尽废“新法”，是其诚于知故势在必行。另外，“诚是尽力的事，是一生的事”[97]，反对“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精神是一种持久力量，是自我能量的尽情释放，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倾尽全力。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历时十九载，辛苦耕耘，不遗余力，“筋骸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98]，非诚精之至不能为此。
以上所论，多从司马光的言行与后人对他的评价而来，司马光本人并未如是说，是笔者以为他当如是说。“诚”是他内心之体贴、有得之言，我们却要“体贴”其“体贴”，以其行扣其思是也。“体贴”当否，只是一己之言，有待深究。
前面之所以引用《中庸》《大学》，不仅因为二书对“诚”有精深论述，更因为司马光曾专作《〈大学〉〈中庸〉义》来阐发其精义，由此可以过渡到他为落实核心话题而重新选择诠释文本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