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互动与通和
在这一宏阔背景中，不能不谈到儒学与佛老尤其是与佛教的关系。时至北宋，佛教传入中华已有千年，作为异质文明的佛教已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化为民族心灵深处的内在基因，使中华民族精神不断丰富深邃。虽然三家各自仍在坚守门户，儒自是儒，佛自是佛，道自是道，但在各个层面皆相互借鉴而重会通，从政府的文化政策，至士大夫的谈禅风气，再到民俗的三教皆拜无不体现出其圆融会通的气象。
早在李唐时期，政府就以开明包容的气象实行三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至宋初，太祖、太宗及真宗三朝，承续唐三教“兼容并蓄”政策，促进了三教的融突而和合。[27]赵匡胤表彰孔子、颜回，“诏用一品礼，立十六戟于文宣王庙”[28]。同时，他不仅到建隆寺、相国寺等寺院祈雨，而且对民间不尊佛之行为进行刑事处罚，如河南府进士李霭“不信释氏，尝著书数千言，号《灭邪集》，又辑佛书缀为衾裯，为僧所诉”，结果导致“决杖，配沙门岛”。[29]惩罚不尊佛的行为，并非为了独尊佛教，而是要三教并奖，使其平等流行。太宗承太祖遗风，他不仅数谒宣王庙，还令儒者孙奭讲解《尚书·说命》三篇，至“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叹曰：“诚哉是言也。”并“饮从官酒，别赐奭束帛”。[30]同时，他不仅召见天竺僧人天息灾，翻译佛典，还自撰《莲花心轮回文偈颂》以宣佛说。后又召见道士陈抟，嘉赏道教，并笃信其养生之说，告宰相曰：“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全系人之调适”[31]，要大臣不要看轻摄养之术。
我们可以看出，至太宗朝，三教并奖、“兼容并蓄”的方针不再纯粹是一种文化策略，一定意义上，也是其安身立命、心悦诚服的宗教信仰。真宗即位之初，便袭封孔子后裔孔延世为文宣公，“并赐其《九经》及太宗御书、祭器，加银帛”[32]，同时，追封“叔梁纥为鲁国公，颜氏为鲁国太夫人、伯鱼母并官氏为郓国太夫人”[33]。真宗做的不仅是表面上的文章，他尝自撰《崇儒术论》，认为“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34]。但他并没有忘记了佛道两教，他几次借梦来直指现实目的[35]，试图构建形而上的信仰系统，其实真正意图在于“国祚延永，寿历遐岁”。他又尊奉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有宋一代特重“祖宗之法”，它“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文化模式”[36]，“祖宗之法”的形成有一个开始到成熟的时期，“开创于太祖、太宗时期，当时陆续奠定的政策基调和一系列做法，是宋初政治的中心内容；……将其明确称之为‘祖宗典故’、‘祖宗之法’，并且奉之为治国理事之圭臬，则肇始于北宋真宗至仁宗前期”[37]。而三教并奖、“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便成为“祖宗之法”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传承下来，最后终于凝结成“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精练而又层次领域分明的经典表达。
朝廷上有三教并奖、“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而文化领域中也有三教圆融会通之势，如果说朝廷的文化导向更多是凭借政府力量以维系三教平等，那么文化领域中的深层会通则是完成了整合文化的任务，使其从更高层次上形成了一个和合体。长期的积累与消化，使文化精英也有能力落实会通的工作。宋朝儒学与佛道两家关系甚为复杂密切，这已为大多学者所指出。从其大体而言，则不出佛教儒学化与儒学佛教化及道教儒化的方向，长时间的谈辩熏染使彼此都能知人之所长、己之所短。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其创造者慧思所作誓愿文，最足表现其思想。至于北宋真宗时，日本传来之大乘止观法门一书，乃依据大乘起信论者。恐系华严宗盛后，天台宗伪托南岳而作。故此书只可认为天台宗后来受华严宗影响之史料，而不能据以论南岳之思想也。）其宗徒梁敬之与李习之之关系，实启新儒家开创之动机。北宋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孤山闲居编》）。其年代犹在司马君实作中庸广义之前（孤山卒于宋真宗乾兴元年，年四十七。）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38]后来被儒家知识分子视为宝典的著作大多皆是佛徒、道士先发明其旨而后又流回儒门。而后来被儒家知识分子所称道的宋儒大都有出佛归儒或援道入儒的历程。周敦颐被视为理学开山，然其《太极图书》及其修养论就与道教具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张载也尝“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其学术与佛教的关系也早为朱熹指出：“横渠辟释氏轮回之说。然其说聚散屈伸处，其弊却是大轮回。盖释氏是个个各自轮回，横渠是一发和了，依旧一大轮回。”[39]不仅张载如此，被朱熹视为道学正统的二程之学，也与佛教关系甚密，还是朱熹，他说：“近看《石林过庭录》，载上蔡说伊川参某僧，后有得，遂反之，偷其说来做己使，是为洛学。……但当初佛学只是说无存养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养工夫。当初学者亦只是说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谓伊川偷佛说为己使。”[40]明确承认二程所谓的“存养工夫”是来自佛教。即使朱熹本人也曾有类似经历。他中进士时，箧笥内却只带一本《大智语录》[41]。总之，当时士大夫谈禅风气甚盛，佛教从多方面给予儒者以启发，儒学从实践到义理层面皆有佛化、道化的趋向。当然，宋儒所谓“自家体贴”“自得之”之说，也是真诚的表达，不过有一番出入佛老的经历后，便能发现文本的未发之蕴。这也是文本本身有这样的诠释潜力，是在受佛老启发后才恍然大悟到原来自家本有。
与此同时，佛老两家也积极向儒学靠拢，以自家学说为根本而圆融三教。僧人智圆曾说：“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42]认识到儒家的社会作用，并得出“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筌乃通”[43]的结论。稍后的契嵩和尚，也主张三教圆融，他以儒家的“五常”来比佛教之“五戒”，说：“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44]不独佛教，道教亦然。张伯端认为“教虽分三，道乃归一”。三教圆融会通是文化发展的趋势，不仅有此可能也有其必然，“儒、释、道三教融合，是三教自身内在的需要，换言之，是三教学术的内在逻辑发展趋势，儒教必须吸收佛道逻辑思辨、终极关怀和宇宙生成理论，以补形上之道的不足；佛教必须兼容儒教的道德性命，以不违中国血缘的、宗法的心理情感；道教也须并蓄佛儒的教义和礼乐，以提升逻辑思辨和经世力度”[45]。
如上是司马光生活时代人文语境之大端，虽是挂一漏万的宏阔鸟瞰，然无此背景，所谓聚焦、凸显便成为不可能。以此人文背景来聚焦司马光哲学思想这个点，可使其得更为宽广的视域，而以司马光学术之点来透析整个人文背景，也才能使其更为明朗廓然，二者之间是互动融通的。
【注释】
[1][清]黄宗羲原撰，[清]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涑水学案下》，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3—344页。
[2][清]黄宗羲原撰，[清]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64《潜庵学案》，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72页。
[3][明]马峦、[清]顾栋高撰：《司马光年谱》，冯惠民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79页。
[4][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2，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6页。
[5][明]马峦、[清]顾栋高撰：《司马光年谱》，冯惠民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2页。
[6][明]马峦、[清]顾栋高撰：《司马光年谱》，冯惠民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4页。
[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卷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6页。
[8]张立文、祁润兴：《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9][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39《文苑传·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997页。
[10]宋代重文抑武文化政策的实行，原因是多重的，余英时先生认为，宋代皇帝重振进士贡试和优荣士大夫，正是因为他们迫切需要士阶层的支持。赵宋王朝建立时，一方面既不像李唐可以恃关陇集团和山东门第为其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又深恐唐末五代以来骄兵悍将随时可以颠覆政权。另外，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社会基层有思安的心理需求。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二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1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页。
[12][明]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卷2，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0页。
[13]转引自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3页。王夫之也说：“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参见王夫之：《船山全书》，《宋论》卷1，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4—25页。
[14]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9，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06页。
[15][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遗书卷》，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9页。
[16]张立文、祁润兴：《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6页。
[17][清]黄宗羲撰：《明夷待访录·原臣》，何朝晖点校，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18][宋]司马光著：《司马光奏议》，王根林点校，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页。
[19][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7页。(https://www.daowen.com)
[20][宋]沈括撰：《梦溪笔谈·续笔谈》，金良年点校，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27页。
[21][宋]王安石著，李之亮笺注：《王荆公文集笺注》卷45《虔州学记》，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1557页。
[22]转引自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26页。
[23][宋]邵伯温撰：《邵氏闻见录》卷11，李剑雄、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4页。
[2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25]程颢有诗曰：“二龙闲卧洛波清，几岁优游在洛城。愿得二公齐出处，一时同起为苍生。”二龙指司马光与吕晦叔。
[26]王根林点校：《司马光奏议》，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7页。
[27]参见张立文、祁润兴：《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2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8页。
[2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9页。
[3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01页。
[3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88页。
[3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82页。
[3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74页。
[3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9，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98页。
[35]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梦见神人说：“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18页。同年五月，真宗又说自己梦见神人，并言“来月上旬复当赐天书于泰山”。见上书卷69，第1549页。
[36]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页。
[37]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页。
[3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84页。类似说法者还有钱穆，他说：“盖自唐李翱以来，宋人尊《中庸》，似无先于圆智。”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读智圆闲居编》，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周予同则从思想层面来说明宋儒与佛道的关系，他说：“周敦颐之学，据《居士分灯录》谓启迪于惠南，发明于佛印，廓达于常聪。其余如程颐之于灵源，游酢之于道宁，杨时之于常聪，陈瓘之于明智，胡安国之于祖秀，朱熹之于道谦，皆有相当之关系。”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39][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9，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37页。关于张载之学与佛教的关系在此卷中多有记载，不止此一条。
[40][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6，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40页。
[41]参见张立文：《朱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2页。
[42]转引自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43]转引自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44]转引自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45]张立文、祁润兴：《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