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法之不同

礼虽然有向法靠近的趋势，但两者又毕竟是两物，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礼”重情景和条件（如“礼尚往来”），有更多灵活性、特殊性和差异性；而法则重普遍和确定，追求一定的平等和一致。“礼”重个体的自觉和主动；而在法面前个体只能是被动与服从。“礼”是公德（公共行为）与私德（内心修养）的合二为一；而法则只求行为表现公德，不问内在私德如何。从惩罚方式而言，“礼”更多是社会舆论的制裁和谴责，而法主要由政府部门制裁处理。“礼”本身即是目的，而法则只是手段和工具，目的在本身之外。“礼”包含了内心之情感，而法则基本与内心之情感无关。^[117]礼、法（法在古代即是刑）在起初之时并未进行区分，法只是礼的一部分，是有关施行暴力的那一部分。随着社会的演进，法逐渐从“礼”中分化出来，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底线”。二者相较，“礼”是积极性的引导，法则是消极性的防范；礼是导人为善，而法则禁人为恶。所谓“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即是对礼、法之不同的经典概括。相对于法来说，“礼”是更高层次的，“礼”之实践基于人之自觉，法之落实基于人之畏惧。

礼、法不同，“礼治”与“法治”自然也就不同。关于“礼治”与“法治”之关系，钱穆先生有很好的概括，我们不妨引述：

礼治和法治，见称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两大潮流。依照中国国情而论，中国是一大农国，以一个中央政府统治偌大一个国家，应该有一种普遍而公平的法律，才能将全国各地摄合在一起。而且农业社会比较稳定，不多变动，那一种法律，因而也必得有其持久性以相适应，因此中国政治从其客观要求论，实在最易走上一条法治的路，用一种统一而持久性的法律来维系政治。但中国思想界却总是歌咏礼治，排击法治。尤其是儒家可为代表。这里面也有一番理由。(https://www.daowen.com)

比较而言，礼之外面像是等级的，其实却是平等的。法之外面像是平等的，其实则是等级的。礼是导人走向自由的，而法则是束缚限制人的行为的。礼是一种社会性的，而法则是一种政治性的。礼是由社会上推之于政府的，而法则是由政府而下行之于社会的。无论如何，礼必然承认有对方，而且其对对方又多少必有一些敬意的。法则只论法，不论人。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那曾来考虑到被罚者。因此礼是私人相互间事，而法则是用来统治群众的。礼治精神须寄放在社会各个人身上，保留着各个人之平等与自由，而趋向于一种松弛散漫的局面。法治精神则要寄放在国家政府，以权力为中心，而削弱限制各个人之自由，而趋向于一种强力的制裁。中国人传统提倡礼治，因此社会松弛散漫。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政治只成为一个空架子，对社会并没有一种强力与束缚，往往不能领导全国积极向某一目标而前进。

深一层言之，法的重要性，在保护人之权利。而礼之重要性，则在导达人之情感。权利是物质上的，而情感则是性灵上的。人类相处，不能保卫其各自物质上之权利，固是可忧，然而不能导达其相互间之情感到一恰好的地位，尤属可悲。权利是对峙的，而情感则是交流的。惟其是对峙的，所以可保卫，也可夺取。惟其是交流的，所以当导达，又当融通。因而礼常是软性的，而法则常是硬性的。中国社会沉浸在此尚礼的风气中，一切讲交情，讲通融，像是缺乏力量。但弱者在其间，却多回旋转身之余地，因此一切可以滑溜前进，轻松转变。若在尚法的社会，遇到权利相冲突的当口，法律虽为保护权利而设，但既是双方权利相冲突了，保护了甲方，便不能同时保护到乙方。若乙方硬要维持乙方的权利，而不能乞援于法律，便只有要求法律之改制，法律操握在政府，若要改制法律，便只有推翻政府，来另创政府。因此尚法的社会，在其演进途程中，常不免有革命，尚礼的社会，则将无法革命，而亦不需革命。因此尚法的社会常易有剧变，而尚礼的社会，则无法来一个剧变，而且也不需要剧变。中国社会建立其基础在农业经济上，本不必有剧变，而且在大一统政府之下，剧变也是害多而利少。中国人宁愿软性的尚礼，不肯硬性的尚法，在这方面，不失为一种忧深思远。^[118]

钱穆先生从各个层面分殊了礼治与法治之不同，对我们分析以礼治国的思想极具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