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之域的开新

时代总有其面临的总体问题和主要问题，问题总是思想的先导，而实践则是思想之母。能把握时代总体问题和主要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并能将其总结升华为一般规律的，便可成为时代的精英、思想的巨人。前已论述，宋朝脱胎于五代乱世，政权的稳固性和连续性、社会的有序性是其面临的主要问题。面对这一主要问题，宋人志存高远，不仅要变无序为有序，且以“三代之治”为理想，实现长治久安。从无序到有序再到长治久安不是简单的直线前进，而必须迂回到“内圣”之域重新奠基，这是二者关系的辩证法，秩序问题转换成理、气、心、性、中、和、极，这些看似与秩序无涉的范畴成了“核心话题”。

关于时代问题与哲学创新的关系，张立文先生有精当之论。张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不断创新有其内在根据和演替脉络，逻辑地蕴含着三个分析维度：一是核心话题的转向；二是人文语境的转移；三是诠释文本的转换。^[48]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凝聚，哲学总是以核心话题的方式体现特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造，并通过核心话题的反复论辩，梳理盘根错节的生命情结，建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核心话题的时代转向，是哲学创新的话语标志。同时，中国哲学的创新在宏观演替上，就表现为人文语境随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历史变迁而不断转移。人文语境犹如历史星空，岁月悠悠；哲学创新恰似北斗七星，环绕生命智慧的北极之光，旋转不息，漫漫漂移。文本是思想言说的符号踪迹，是智慧觉解的文字报告，是主体精神超越自我的信息桥梁。哲学家必须通过一定文本的学习、思索和诠释，才能准确提炼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诠释文本的转换，是中国哲学创新的承继特征，是学术流派创新的文献标志。张先生所概括的三个维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我们在此借鉴以观照司马光在哲学史、思想史中的地位。^[49](https://www.daowen.com)

张先生认为，宋明时期是中国哲学的亢龙期，理学的核心话题是理、气、心、性之辨的“理欲”问题。并认为这一话题是对前面哲学智慧的继承和发展，它驱散了“天人之际”的感应气象，又绍承了“道德之意”的源头活水，使“玄冥之理”成了“净洁空阔底世界”，让“性情之原”变为相对相关的价值空间。宋明理学受“理欲之辨”的话题左右和复兴“孔孟道统”的语境支配，佛教经典从哲学解释学的前台被赶出，以《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为主的“四书”成了理学的诠释文本。^[50]这是张先生对宋明理学三个转换维度的具体分析。它并不与以重建秩序为主要目标的时代问题相矛盾，毋宁说是统一的，二者相互为表里。

我们上面已提到，度越汉唐，直承“三代”的理想，需要有“内圣”之学的回转与开掘。“三代”之治为“内圣外王”之道，外王的实现以“内圣”的充实为前提，外在秩序的修正与革新，必然蕴含着对心性之德的反思与辨析。有了这个基础才能保障人与人、人与物、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充分合理性及实践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