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研究成果

丁万明在《试论司马光的经济思想》一文中认为，司马光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保守的，但是这种保守建立在他对中华帝国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司马光说：“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将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5]这是司马光对传统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刻体认。司马光的宏观思想原则是“量以入为出”，目的在于富民。而具体的措施则包括：安民勿扰，使之自富，处之有道，用之有节，主张开源节流，富民养民。

张扶直在《司马光的经济思想》一文中说道，司马光的经济思想主要继承了传统儒家开源节流的理论，阐明了轻徭薄赋、黜奢崇俭、蓄积与常平的民本思想。针对日益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司马光提出的主要措施是“在随材用人而久任之，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减损浮冗而省用之”^[6]。他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其分歧的焦点即在于如何理财，尤其是对待青苗法、免役法的态度更能反映其思想实质。

高荣在《司马光经济思想刍议》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认为司马光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一是开源养源，以农为先；二是裁减浮冗，省官节用；三是整顿吏治，量才久任。

司马光的经济思想除了自身的主张外，更集中地表现在他与王安石关于变法的争论中。张扶直在《“青苗”“免役”辨正——王安石司马光财政思想举隅》一文中认为，青苗法与免役法的废立集中体现了王安石与司马光财政思想的差异。青苗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财政理想，免役法的输钱免役、以钱募役，是社会经济发展与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外在表现；司马光主张恢复常平旧制以及废募复差的举措，则体现了他“养其本原而徐取之”的财政思想；变法的目的在富国强兵，更化的目的在与民休息。(https://www.daowen.com)

张跃在《论司马光与王安石义利观之差异》中认为，通过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当时经济改革中提出的经济政策和主张可以见出，王安石具有明显的法家富国主义色彩，而司马光遵循的则是儒家富民的民本主义思想，二者的不同反映的是儒法两家义利观的不同。

时保吉等人在《论变法中的司马光》一文中认为，司马光“一生无不可对人言者”，从不做口是心非之事，他的改革主张曾开北宋中期变法之先河，他强烈要求变革北宋王朝以来的“三冗”“两积”“滥赏奢用”的积弊。不能因为他在变法的切入点与如何改革的方法问题上与王安石有异而说他是“保守派”“守旧派”。但在司马光主政后，他对新法实施后的弊害，力行罢废，操之过急，出现了与王安石同样的问题，有得有失，应该具体分析。我们不应该以王安石为标准来划线，对司马光妄加污罪。

魏初春在《浅析司马光的变革理论及与王安石的分歧》一文中认为，二者的分歧：一是在改革的重点上，是改革吏治还是变更法度；二是在理财方针上，是护源节流，还是开源增收；三是在财政管理上，是统一核算还是分权执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