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易说》宗旨
司马光的易学思想非常明晰，在其《易说总论》中便开宗明义地说出其宗旨：
或曰：易者圣人之所作乎？曰：易者先天而生，后天而终，细无不该，大无不容，远无不臻，广无不充，惟圣人能索而知之，逆而推之，使民识其所来，而知其所归。夫易者，自然之道也。子以为伏羲出而后易乃生乎？
或曰：敢问易者天事欤？抑人事欤？曰：易者道也，道者万物所由之途也，孰为天？孰为人？故易者，阴阳之变也，五行之化也，出于天，施于人，被于物，莫不有阴阳五行之道焉。故阳者，君也、父也、乐也、德也；阴者，臣也、子也、礼也、刑也；五行者，五事也、五常也、五官也。推而广之，凡宇宙之间皆易也，乌在其专于天？专于人？
或曰：易道其有亡乎？天地可敝则易可亡。孔子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人虽甚愚，而易未尝亡也。推而上之，邃古之前而易已生，抑而下之，亿世之后而易无穷。是故易之书或可亡也，若其道则未尝一日而去物之左右也。
圣人之作易也，为数乎？为义乎？曰：皆为之。二者孰急？曰：义急，数亦急。何为乎数急？曰：义出于数也。义何为出于数？曰：礼乐刑德，阴阳也。仁义礼智信，五行也。义不出于数乎！故君子知义而不知数，虽善无所统之。夫水无源则竭，木无本则蹶，是以圣人抉其本源以示人，使人识其所来，则益固矣。[30]
除《易说总论》外，在别的材料中尚可发现他对《易》的原则性看法。在《答韩秉国书》中他说道：“夫万物之有，诚皆出于无，然既有则不可以无治之矣。常病辅嗣好以老庄解易，恐非易之本指，未足以为据也。辅嗣以雷动风行运变万化为非天之心，然则为此者果谁耶？夫雷风日月山泽，此天地所以生成万物者也，若皆寂然至无，则万物何所资仰邪？天地之有云雷风雨，犹人之有喜怒哀乐，必不能无，亦不可无也。”[31]
从司马光这几段总论性质的话来看，我们可以对其《易》学思想有一大致认识。(https://www.daowen.com)
第一，司马光与北宋其他易学家相同，都在探索天人问题，而且主张“天人合一”，合一的基础便是“易道”。“易道”总括天人，在天为阴阳五行，在人则为君臣父子、礼乐刑政，以及人体之五官、伦理之五常。向上而溯，人道本于天道，向下而推，天道落实于人道。道统为一，天人不二，自然之道与人文价值统合为一。
第二，司马光反对王弼以无释《易》，认为不应该把儒家的价值理想屈就在道家的客观天道之下，而认为两者应是圆融统一的，毋宁说儒家的价值理想更为根本。这与张载的看法一致，张载也反对以有无说《易》，认为以有无说《易》，是诸子之缺陷。
第三，易道是客观自然之道，是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不会因具体事物的毁灭而毁灭。在这一点上，司马光对“易道”的理解与邵雍相同。邵雍的先天之易，根本上也是指本有的天道规律。后天之易则是先天之易的摹写，是把先天之易通过能被人类认知的图文符号表征出来。圣人之“作易”的“作”，是经过主观能动性对易道的“发现”和“认识”，而非“发明”和“创造”。“伏羲作易”、“文王演易”、孔子“作易传”，不过是把本有的“易道”发掘出来，使其得以澄明，并通过“索而知之”“逆而推之”的方法，使普通人知道易道是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
第四，易道是一，但它大无不容、细无不该，不专在于天，亦不专在于人，不可强分为二。易道从空间上讲无所不包，从时间上讲则是无始无终。所以说其书或可亡，但其道则未尝一日而离物左右。
第五，从治学方法上讲，义理与象数并重。[32]在《易》学发展历史上，义理派与象数派如易学之双翼，相互发明，交互推衍，但也有分歧与侧重点之不同，如两峰对峙、双水分流。象数派以刘牧的河图洛书之学及邵雍的先天之学为代表，其学受本于范谔昌，谔昌本于许坚，许坚本于种放，偏于编织天象图式而不大涉及人事。义理派以李觏、欧阳修、张载、程颐为代表，明确申言继承王弼的易学，反对以术数去比拟人事。司马光则天道与人事并重、义理与象数兼治，开创了一条象数与义理两派合流的趋势，也给“天人合一”找到了切实的通道，从而发挥《易》所谓“推天道以明人事”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天人合一”的思维取向，并非认为天人是机械的同一。他所谓的“天人合一”不过是在说明天道给人道以价值根据。从生成论来讲，人是天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的行止语默应该服从天的整个运行机理；从本体论上讲，天道是体，起根本作用，支配着人道；从能动性上讲，天只能生物而不能辨物，或者说天地以不言为言，天道澄明必须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因此，二者又有相异、相分的一面，但其相异不妨其同，甚至知其异方知其同，知其同方知其异。司马光对于天人关系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荀子“天生人成”的思想。对于先秦儒家诸子，司马光疑孟崇扬而尊荀，几次上奏折要求刻印扬雄与荀子之书，可知必受其影响。《荀子·礼论篇》有云：“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这种思想旨在强调“天人相分”，认为天人各有其不同职能与任务，天地通过阴阳二气摩荡交合而化生万物，是自在自为之过程，无有主宰，自然而然。人的功能与作用则与此不同，他能辨别、治理天地所生之物。天以无心而顺生，人则以有意而逆成，逆推其生化过程，则有知有识，顺着天地生物的方向去进一步完善，所谓“赞天地之化育”。司马光继承了荀子这部分思想，从思想倾向到语言风格都相当接近。他在释《泰》卦时指出：“象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何也？夫万物，生之者天也，成之者地也，天地能生成之而不能治也。君者所以治人而成天地之功也，非后则天地何以得通乎！《太》曰：天之所贵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大伦曰治，治之所因曰辟。崇天普地，分群偶物，使不失其统者，莫若乎辟。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此之谓也。”[33]释《蒙》卦时指出：“夫锻砺者，工也；犀利者，金也；植艺者，圃也；坚实者，木也，则工虽巧不能持土以为兵，圃虽良不能植谷而生梓也。故才者天也，不教则弃。教者人也，不才则悖。故人者受才于天，而受教于师。师者决其滞，发其蔽，抑其过，引其不及，以养其天才而已。”[34]在《迂书》中，司马光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天之所不能为而人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能为而天能之者，天也。稼穑，人也。丰歉，天也。天力之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敛藏。人力之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35]所谓“天人相分”，只是指人有主观能动性而言，主观能动性是以识天道为根本，两者在深层是相通但并非相同的。
天人关系本就是贯穿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话题，贯穿中国哲学始终，常往常新，连绵不断，虽其说纷纭，但大体不出“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这两条路线。荀子就是主张“天人相分”的典型代表，这有助于破除机械简单的天人感应、谶纬迷信等肤浅的天人合一论，但他却把天与人、自然与社会分割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而“易道”则与此不同，它能从分中见合，从合中见分，二者互补互济，相辅相成，贯彻了一条“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路，把天人关系视为受“一阴一阳之谓道”所支配的统一整体。照《易传》看来，天、地、人三才之道皆本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易道”，它们是统一结构与整体，不可强分，它是合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为一的一元论体系。因此，虽然司马光在一些具体论述及部分思想观念上承接了荀子，但它的思想体系与价值观念仍袭《易传》，与其一脉相承，并竭力从本源、本体的高度把天道与人事、人文与自然、义理与象数浑然熔为一炉，使其融会贯通，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