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象数思想
司马光一方面以太极为本源，以阴阳为本体，以“中正”“中和”为原则发挥他的义理之学，实现其“天人合一”的理想；另一方面又遵循“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的思路，发挥他的象数学思想，同样完成打通天人，为人道寻找形上根据的任务。司马光在解释《乾》《坤》两卦时，以各爻与律历相配，以今人眼光观之，不过是比附，在他看来则是要说明律历之间关系转化及其背后的规律，而这种规律与各爻之间的推衍乘转具有同构性，各爻之间规律性对律历具有统摄性。尤其是“历”在其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为“历”是天道的表征，是天体运行的规律，具有客观性，若能以卦爻与“历”相配，则使卦爻具有如“历”那样的客观准确性。
初九，阳之始也。于律为黄钟，于历为建子之月。九二者，阳之见也。于律为太簇，于历为建寅之月。九三，阳之进也。于律为姑洗，于历为建辰之月。九四，阳之盛也。于律为蕤宾，于历为建午之月。九五，阳之成也。于律为夷则，于历为建申之月。坤初六者，阴之始也。于律为林钟，于历为建未之月。六二者，于律为南吕，于历为建酉之月。六三者，于律为应钟，于历为建亥之月。六四者，于律为大吕，于历为建丑之月。六五者，于律为夹钟，于历为建卯之月。上六者，阴之穷也，于律为仲吕，于历为建巳之月。[38]
其实以律历与卦爻相配并非始于司马光，早在《汉书·律历志》中便有记载。且象数之学在汉代曾盛极一时，不过盛极而病，之后再也难以恢复往日的繁盛。司马光此时取而用之，说明他看到了象数之学的合理性，并未全盘否定。
同时司马光也接受了汉代的“卦气说”，在解释《复》卦彖辞时说道：“冬至卦气起于《中孚》，次《复》，次《屯》，次《谦》，次《睽》，凡一卦御六日二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一，五卦合三十日二百四十分日之一百五，此冬至距大寒之数也。故入冬至，凡涉七日而《复》之气应也。”这是司马光采用了《易纬稽览图》上的说法，以卦爻来统摄天体运行之周期，尤其注重四至、四分与模式的对应关系。
在《易说》中司马光较为系统地表述了他的象数思想：
太极，天也。乾坤，日月也。四象，五宫也。八卦，十二辰也。六十四卦，列宿也。众爻，三百六十有六度也。
太极，地也。乾坤，山泽也。四象，四方也。八卦，九州岛也。六十四卦，万国也。众爻，都邑也。(https://www.daowen.com)
太极，岁也。乾坤，寒暑也。四象，四时也。八卦，八节也。六十四卦，十二月也。众爻，三百六旬有六日也。
太极，王也。乾坤，方伯也。四象，四岳也。八卦，州牧也。六十四卦，诸侯也。众爻，卿大夫士也。[39]
虽然上述语言极简，然所网罗范围实广，至少包括了天体、地理、岁时、政治体制四部分。太极、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是抽象的普遍，因而是灵活的符号，可代入不同的事物，而太极、阴阳、四象等之间的关系犹如公式一般，整齐划一，被代入之事物很自然就遵循这一变化模式。这是司马光借象数思想解释世界和认识世界秩序、规律的模式，因而，个体与集体、人文与自然，制度到天理、人事到天道，都被统贯编制了起来，相互之间的关系、个体内部的关系，也都因太极、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得到了解释。《易》有三种含义：一曰简易，二曰变易，三曰不易。在象数学思维中体现得分外敞明，太极、阴阳之间关系变化有固定模式是为简易、不易，灵活之符号可代入不同事物，依据公式梳理其关系是为变易。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概括出司马光的《易》学思想的几个要点：
第一，“易道”是超越时空的客观存在。“易道”自在自为，从空间上讲是范围天地、万物不能逃的自然客观之道；从时间上来讲，它绵延不断、无始无终、无古无今，永恒而在。人类（尤其是圣人）只能发现它、运用它，而不能发明它、创造它，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规律，无论发现与否，道悠悠常在。
第二，“易道”是以“中正”为宗旨的一与多的统一。所谓“中正”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度”。所谓“一”是指太极、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间的固定关系，它们之间的推衍、变化要以“中正”为指导原则。所谓“多”是指世界上存在的万事万物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无论万事万物如何变化，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内部的关系都可以用同一模式得到解释。
第三，重在指导实践的《易》学宗旨。如前所述，对《易》理的重新发现和开掘是北宋初期的一股重要思潮。这一思潮之所以兴起，一方面是为了从中挖掘资源以对抗佛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明体以达用”，以指导现实实践。司马光亦不例外，无论是他认为“易道”范围天地、无古无今，还是认为“易道”是一与多的统一，抑或是他义理、象数并重的研究思路，其根本目的皆是为了给现实服务，提供指导原则。如他运用“中正”原则来阐发君臣关系，在解释《屯》卦六二象辞时云：“人臣之道，患不正也，患不一也，苟一而正，通可必也。”而人臣中正之具体内涵便是“无阿不私”，“中则不阿，正则不私，不阿不私，天下归之，始于忧勤，终于逸乐”[40]。《四库全书总目》评司马光《易说》时指出：“于古今事物之情状，无不贯彻疏通，推阐深至。……大都不袭先儒旧说，而有德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于日用。”这种评价可谓平实允当，要言不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