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以准《易》”——《玄》为达《易》之阶

所谓《玄》即西汉扬雄仿《周易》而造的《太玄》，是扬雄潜心构造、刻意模仿而又包含了新时代内容的哲学作品。其书宗旨在于贯通天人、融合儒道，形式上则吸收了《周易》的卦爻结构模式及汉代流行的“卦气”说。《太玄》内容庞杂、包罗万象；方法上则比附类推，试图纳天道人事于同一结构之中。扬雄作《太玄》时，就曾遭人非议，“刘歆亦尝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41]。《易》在官学，有利禄之诱惑，学者尚且不能明其大旨，更何况只是仿《易》而作的《太玄》，恐后人将其作为废纸来覆酱瓶。更有甚者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也”^[42]。这就不仅是学术创作问题，而具有上纲上线的意味。扬雄生活在汉儒“寻章摘句”的学术氛围中，不苟同世俗，敢于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尝试，就不可与俗儒同日而语。(https://www.daowen.com)

最初，司马光亦不识扬雄之意，以为《太玄》之作似有添足之嫌，“余亦私怪雄不赞《易》而别为《玄》，《易》之道其于天人之蕴备矣，而雄岂有以加之？乃更为一书，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谓雄宜为《玄》也”^[43]。后来司马光学《易》，畏其深奥难知，欲以《玄》为入门之书，读之十数遍，幡然醒悟，不禁感叹道：“呜呼！扬子云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44]对于扬雄的推崇，缘于他对《太玄》思想的认同与赞扬，“观《玄》之书，昭则极于人，幽则尽于神，大则包宇宙，小则入毛发，合天地人之道为一，括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万物而兼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考之于浑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于当今而玄非不行，穷之于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万物之情而不漏，测之以鬼神之状而不违，概之以‘六经’之言而不悖，藉使圣人复生，视《玄》必释然而笑，以为得己之心矣”^[45]。司马光俨然把《太玄》与“六经”并称，认为其穷尽了天人之理。如此称誉，《太玄》究竟讲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