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乱存亡，源在人君之心
国家是由不同个体所构成的群体，个体在这个群体结构中所处地位殊异，其作用大小也就高低不等。“士农工商”四民之间，虽流通变居，无有定所，然一经定位，则他所负之社会责任与秉承之观念价值亦随之而改。在权力结构最顶层的皇帝，拥有权力最大，同时所负责任也最大。普通百姓生活在日常伦理之中，可能只对妻子朋友负有相关义务，而天子则要对天下负有责任，所以其举止行为都要非常谨慎。司马光累事四朝，一直在强调人君对社会秩序安稳的重大作用。
他在《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中说道：“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谏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英宗皇帝时，臣曾进《历年图》，其后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犹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为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国之要，其志亦犹所以事英宗也。今上天降灾，大行皇帝奄弃天下，皇帝陛下新承大统……臣且愧且惧，无以塞责，谨复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献，其志亦犹所以事大行皇帝也。所以然者，臣历观古今之行事，竭尽平生之思虑，质诸圣贤之格言，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举在于是，不可移易。”[33]司马光说他累事四朝，而所言皆一。之所以如此，是他遍观古史，总结历史经验，又观察当今之事，潜心思索的成果，并强调这与圣贤之意相合，不是杜撰的。
那么，所谓“三德”“致治之道”具体何指？在生平篇中已述其略，这里有必要重申。“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34]前已论述，这其实是对孔子“仁、智、勇”三德的进一步阐明与应用，司马光说他质诸圣贤之格言，并非虚辞。所不同的是孔子那里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主体的一种道德境界，而司马光这里讲的是特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更强调它的政治效用。所谓兴教化、修政治等，目的是生养百姓、利导万物，使人顺其生，物遂其性，仁的主要意义为“生”。“明”的主要意思为根据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而“武”则是唯道是从，行之不疑，是行道的勇气与毅力，内不屈于自己之私欲，外不迷于佞臣之奉承。三者之间，仁是基础，犹如良田，必有生养万物之仁，方可既明又勇。有仁而无明，犹如有田而不知耕种，难免混淆视听，姑息两可。在前两者基础上必须有当机立断、勇猛践行的勇气。三者是皇帝必须兼备的内在之德。很明显，司马光对皇帝的期望与理想是“圣王”，他内有仁、明、武之德，外有养百姓、利万物之实。
在《御臣》札子中，他又说道：“臣闻致治之道无它，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35]“任官”的原则是“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职”。具体展开则是“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学者待顾问，有政术者为守长，有勇略者为将帅，明于礼者典礼，明于法者主法”[36]。天生万物，长短不齐，人之才能，各有长短，用人才的标准当取其长避其短，则天下无不可用之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但切忌“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夫以名行赏，则天下饰名以求功。以文行罚，则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则为善者未必赏，为恶者未必诛”[37]。司马光认为皇帝能行此二者，则“唐虞三代之隆，何远之有”。(https://www.daowen.com)
内在之德是基础、是体，外在施为是表现、是用。“仁、明、武，所出于内者也；用人、赏功、罚罪，所施于外者也。……施于外者，施之当，则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不当，则至于乱，至于危，至于亡。行之由己者也。所以能当，在于至明；所以能明，在于至公。”[38]所谓“至公”即是“赏不以喜，罚不以怒。赏不厚于所爱，罚不重于所憎”[39]。在《二先札子》中，他论述得更为清晰详备：“爵禄者，天下之爵禄，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罚者，天下之刑罚，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40]如上章我们所论，司马光极其重视“中和”范畴，这里他的“至公”其实就是“中和”的另外一种表达与运用。喜怒哀乐未发，心体坦然澄澈，虚灵不昧，是“至公”之本体；及其已发，则无不中节，喜其当喜，怒其当怒，则无不和矣，无不当矣。如此才可以取得天下大治的效果。
“任官”的原则是“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职”，但在才能与德行的关系上，如我们前已论述，他认为两者兼备为圣贤，两者皆无为下愚，至于中人，或长于才而短于德，或长于德而短于才，二者不可兼得，宁取德而舍才。这是司马光一贯的观点。他认为朝廷选取人才的标准亦当如是。“窃以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41]他坚决反对取人才“专尚文辞”，认为德为其他诸能之本，无德其余皆不足观，故他又说：“窃以孝者，士之尊行；廉者，吏之首务。”[42]在《乞以十科举士札子》中，他认为第一科当是“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的人，在各种经典中尤重《孝经》《论语》。
至于为什么要以“德行”为先，司马光多以历史与“先王”为依据，其背后实质还在于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原理。君在国如父，父在家同君，家国同以伦理为本位，故其理相通。在家能孝，事君便可移作忠。人人之孝悌于其家庭，天下自然得其治理。且国家刑法律典的指导原则都以伦理原则为指导，故德行成为取士的首要标准。孟德斯鸠在《法意》中有一段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大体上说明了这个意思。是故支那孝之为义，不自事亲而止也，盖资于事亲而百行作始。惟彼孝敬其所生，而一切有近于所生表其年德者，皆将为孝敬之所存。则长年也，主人也，官长也，君上也。且从此而有报施之义焉。以其子之孝也，故其亲不可以不慈。而长年之于稚幼，主人之于奴婢，君上之于臣民，皆对待而起义。凡此之谓伦理，凡此之谓礼经。伦理、礼经，而支那所以立国者胥在此。[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