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理学“道统”中的地位及其原因

司马光去世后朝廷谥号以“文正”，“文正”缘于其道醇。但在道学的评价系统中，其地位则时有起伏，影响力日渐式微。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尝作《六先生画像赞》，将其与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并列起来，加以赞赏。在《沧州精舍告先圣文》中，朱熹又说：“恭惟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述古垂训，万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时雨。维颜曾氏，传得其宗。逮思及舆益以光大。自时厥后，口耳失真。千有余年，乃曰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俾我后人，如夜复旦……今以吉日，谨率诸生，恭修释菜之礼，以先师兖国公颜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邹国公孟氏，配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节邵先生，横渠张先生，温国司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从祀尚飨。”^[124]这其实是朱熹颇为详细的“道统”论，且所作时间在后，应是他几经考虑之后的定论。其中，“学虽殊辙，道则同归”最为重要，说明司马光与他所认定的道学正统学术路数、价值认同等皆有所不同，但目的无不在于发明“圣贤”之道，即“内圣外王”之道。^[125]朱熹这一评价对后世影响深远，推崇者有之，贬损者亦有之。

宋理宗绍定末，秘书郎李心传“乞以司马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七人列于从祀”^[126]，可见司马光当时在儒者心中仍具崇高地位。同时朱熹的门人熊勿轩，则秉持师说而更进，他说：“若涑水之力行苦节制行，非不诚一，而前辈谓欠却致知一段。如尊杨雄而疑孟子、黜汉统而帝曹魏，正自有不可掩者，又不待辩而定也。故五先生直可以继颜、曾、思、孟之次，配食夫子，而邵、马则亦仍旧祀之典可也。”^[127]在一些理学家尤其是朱熹后学看来，司马光在一些具体论断甚至价值取向上皆有致命不足，是不能配享孔庙的。

到了元代，大儒吴澄竟说司马光“在不著不察之列”，这与朱熹的评价已相去甚远。后来全祖望在补修《宋元学案》中对这一评价也有一评价，他说：“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于百源微嫌其持敬之有歉，《伊洛渊源录》中遂祧之，草庐因是敢谓涑水尚在‘不著’‘不察’之列，有是哉？其妄也！”^[128]于是，《宋元学案》专列《涑水学案》上下两篇，叙之甚详。在全祖望看来，与其说是司马光“不著不察”，倒不如说是吴澄“不著不察”。

至清康熙年间，熊赐履之《道统》、李光地之《性理精义》，亦将司马光列入“道统”之中。但无论如何，司马光作为理学家的声誉和影响，远不如同时期周敦颐、张载、二程，其地位亦不稳固，与后来居上的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近人胡适曾说司马光是“理学之开山祖师”，虽不失为有识之论，但应者寥寥。时至今日，司马光的影响力也主要局限在史学领域，其道德、性命、伦理、政治思想多不见传，盖其史学则家传人诵，而其“心学”则隐晦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