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为经，礼仪为权
父子之道在伦常关系中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着君臣及其他一些社会关系，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两难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司马光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对其进行阐发、疏通，以明其孝之旨要。
《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或曰：亲有危难则如之何？亦忧身而不救乎？曰：非谓其然也。孝子奉父母之遗体，平居一毫不敢伤也；及其徇仁蹈义，虽赴汤火无所辞，况救亲于危难乎！古以死徇其亲者多矣。[95]
“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具体伦理要求，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其旨归不在于身体发肤本身，而指向内在之孝心。相对于父母之孝，仁义大道具有更终极的意义，如若抛开这个指向，死守不敢毁伤之教，则陷入偏狭而流于异端，便不再具有意义。仁义孝心是经，是大旨归，不可变化；不可毁伤是权，是具体伦理规范，可因具体情况通权达变。
或曰，孔子称色难。色难者，观父母之志趣，不待发言而后顺之者也。然则《经》何以贵于谏争乎？曰：谏者，为救过也。亲之命可从而不从是悖戾也；不可从而从之，则陷亲于大恶。然而不谏是路人，故当不义则不可不争也。
或曰：然则争之能无弗亲之意乎？曰：所谓争者，顺而止之，志在必于从也。孔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礼》：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则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熟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又曰：事亲有隐而无犯。又曰：父母有过，谏而不逆。又曰：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言穷无所之也。
或曰：谏则彰亲之过，奈何？曰：谏诸内隐诸外者也，谏诸内则亲过不远，隐诸外故人莫得而闻也。且孝子善则称亲，过则归己。(https://www.daowen.com)
不同经典对孝之具体记载有出入矛盾的地方，孔子称不待父母言语就能知道父母之所想，并且顺而不违，这是孝但难以做到，故称“色难”。然而《孝经》中却以父母有过，以子女谏争为贵，谏则是违亲之志，这似乎是矛盾的。
司马光认为，父母有过，子女当谏，顺而不违，是指父母在合理守经的前提下而言。如果父母有过，言行不合理，作为子女而不谏，则是陷父母于不义。从中可以看出，义还是他的最高标准，他并不赞成父子之间结成一亲密集团，谋划私人利益，不应当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不过谏之方式应有讲究，要把握时机，谏必柔声，如果父母不愿听从，仍然应当保持尊敬和孝顺，等到父母心情好的时候再劝谏。我们从中可体会到，这其实是父子之权的博弈，是公义与私欲的交锋，不过最终父权占了上方，但是司马光给子权保留了一席之地，二者形成一定的张力，使子女不完全依附父权。谏父母之过，可能会使其他人知道，但彰显父母之过，非孝子之所为。司马光提出了平衡的方法，即“谏诸内”与“隐诸外”，“谏诸内”是为救亲之过，“隐诸外”则是不使父母之过彰显。内是家庭、家族之内，外则是超出这个范围。退一步讲，即使外人得知，孝子所为，则应把过错归诸自己，善言令行归诸双亲。这就与“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单纯强调隐藏错误不同。他在承认这种天然亲缘的基础上又给其以规范，居其上者为道义。道义在不同场合下有不同规定，但要不出仁义忠恕，如果危害道义，那所谓孝也是流荡邪僻，不足为道。私亲与道义二者统一为最佳状态，若不能统一，则道义居上，私亲退居其次。
或曰：子孝矣，而父母不爱，如之何？曰：责己而已。昔舜父顽母嚚象傲，日以杀舜为事，舜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只载见瞽叟，夔夔斋慄。瞽叟亦允，若诚之至也。如瞽叟者，犹信而顺之，况不至是者乎！
曾子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弗怨。”
子女非常孝顺，但父母却不爱，子女当如何？司马光的回答是“责己而已”，即反省自己、检察自己，父母不爱己，非父母之过，而是自己做得不够。世间没有最孝只有更孝，孝是无止境的。这并非对子女一伦的压制，也非对父权的张目与偏袒，而是相对伦理义务的本质的必然要求。上面已论，相对伦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并非先验式地给予，而是以义务为先的权利相互赋予，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是在张弛有度的动态中求得一种平衡，获得权利必然要先承担义务，权利不得是因为义务有缺，故它的方法论必然是反省内求、反求诸己。不断检省自己，自己得不到对方认可，是否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故双方很大程度上都有一种“咎由自取”的心态。天下父亲之不慈未有如瞽叟者也，然舜能以至诚至孝之心感化瞽叟，何况一般父亲都要比瞽叟做得好得多！如果把这种相对伦理通过反省内求的方法推至极端，便会出现一方只承担义务而获不得权利的局面，从而造成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不过反省内求的方法适于双方，因此在理论上保证了双方权利义务的对等，而不会出现偏袒一方的情况。
或曰：妻子失亲之意，则如之何？曰：礼，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
一个家庭关系处理的好坏，跟妻子有莫大的关系。与其说妻子跟整个家庭皆无血缘关系，爱敬之情不能发自天然，毋宁说更多是一种责任，尤其是婆媳之间有嫌隙不能化而不存，有矛盾不能倾心沟通，嫌隙一生，便立刻生分，缺乏天然的浑然一体之情。另外，从小生长的环境、所受的教育与夫家也有一定差异，所以妻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处理家庭关系的关键。如果夫妻之间关系和睦且能孝敬双亲，那是最佳的状态，如果二者缺一，司马光要求应以父母态度为主，即使丈夫不喜欢妻子，只要双亲认可她，若要为孝，便得遵从父母的意愿。这与现代的婚姻观念有较大的差异，现代婚姻是以夫妇双方及子女为家庭核心，夫妻双方的结合以情感为主，情感破裂则可另择配偶，重新组织家庭。在古代社会则是家族本位，一个家族之内的关系就非常复杂，不只是面对配偶子女，当这些矛盾激化不能得到处理时，便要出现破裂。所以古代女子之嫁，是嫁给某家族之中的某一员，家族成员身份、地位依附于家族，故相对独立性便较小，而背后的各种关系对家庭关系影响便大。现在的家庭夫妻双方都有自己的生存能力，故对家族的依附便小，所以背后的各种关系对夫妻双方的制约便较小。在夫妻双方关系上，司马光虽主张双方以“义”合，“义绝则离之”，但又主张“贞女不事二夫”，对贞洁烈女表彰鼓吹。所以，只有夫休妻，而无妻休夫，实际上妇女在其中处于非常不平等的地位。当然，父母的态度对不义之夫，也是一种制约，而妻子则获得了一种间接权利。
司马光为何一再申述如何做一名孝子？很大程度上还是缘于家国同构的思维模式，要“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事君如事父，事长如事兄，家齐便可国治，其理相通，其道如一。《孝经》上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诚如司马光所解释的那样：“孝非直亲而已。”孝始于事亲，事亲是基础但并不是终点，它中经事君，而至于立身。如何才能事父即可事君，事兄即可事长？他解释说，事父之道在于爱敬，取其爱以事其母，取其敬以事君，知敬其父便知忠其君。事兄长亦在敬，移其敬以事长则顺。在父子长幼之道中便包含了君臣上下之序，故说“父君子臣”。父尊子卑、兄主弟从，则君臣之义立，而上下之序定。故可以说有父子之道，而后有君臣之义，有长幼之次，而后有上下之序，有齐家之理，而后有治国之道，而这一切皆从孝生。同时，孝又可分为不同的层次，“天子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为孝；诸侯以保社稷为孝；卿大夫以守其宗庙为孝；士以保其禄位为孝，皆谓能成其先人之志，不坠其业者也”[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