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之本源、本质略论
在论述司马光的礼学思想之前，我们有必要对“礼”这一中华文化的核心范畴做一简单的分析。
“礼”在中华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中华文化被称为“礼乐文化”确乎其来有自。钱穆先生曾说，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礼是一个家庭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要理解中国文化非如此不可，因为中国文化不同于风俗习惯。……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中国文化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24]。礼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秩序，它是维系一个群体或团体必不可少的工具，是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个体所必须遵守，也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结合中华文化具体来看，“礼”有“礼义”与“礼仪”之分：“礼仪”是具体的规则，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也；“礼义”则是根本道理，回答“所以然”的问题。若从其统辖范围看，则“礼”大无不包，小无不遗，囊括天人，纵贯古今。从天道而论，天地阴阳、日月星辰、四时更迭、万物盛衰，无不有先后的次序，次序即是礼，可以说无物不礼；就人事而论，从个体至家族至乡至国，由小而大，从生到死，无不受“礼”的指导，可以说无事不礼。从礼的分类看，可以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其中，冠礼、婚礼、丧礼等属家族伦理，乡礼、射礼则属社会伦理，燕礼、聘礼、朝觐礼则属于政治伦理。
如果说钱先生的说法只是描述性的，还比较混阔，那么今人的研究成果，则注重分类分析，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我们不妨参考彭林教授的研究成果，对“礼是什么”做一梳理。
第一，礼是人类自别于禽兽的标志。这是从《礼记》而来，《礼记·曲礼》尝言：“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所在。
第二，礼是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的体现。这是从“天人合一”的思想推导而出，人有男女之分，是因为天有阴阳、昼夜之分。天有春、夏、秋、冬，故社会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
第三，礼是社会伦理秩序。主要是指“三纲五常”等伦理关系。
第四，礼是国家典制。如隋唐实行的三省六部制被称作最为有效的国家管理模式，其中的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就是从《周礼》直接移用的。而唐代的《大唐开元礼》、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明代的《大明集礼》等皆是以《周礼》《礼仪》为蓝本制定的。
第五，礼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准则。这也来自《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25](https://www.daowen.com)
第六，礼是人际交往的方式。[26]
钱先生采用的是描述法，彭林教授采用的是归纳法，他们对历史上的各种礼仪现象进行提炼而概括其本质，由繁至简，由浅入深，对我们认识“礼”有很大的启发。同时，我们还可以进行这样的追问：礼从何而来？礼的依据何在？礼之本在于天还是在于人，抑或来源于人类的实践？我们可以这样说，它在天、在人，也在实践，非由一种单纯因素而形成，而是由几种合力所造就。这一问题的答案同时也“在中国‘礼源于俗’的历史学的考察中显露出来。章学诚认为贤智学于圣人，圣人学于百姓。刘师培说，‘上古之时，礼源于俗’。具有神圣性、要求‘普遍必然’的中国的礼制是以民间经验性习俗为来源。它来源于远古至上古（夏商周）的氏族群体的巫术礼仪，经周公而制度化，经孔子而心灵化，经宋明理学而哲学化，但始终保存了原始巫术的神圣性，成为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的行为准则、生活规范，即所谓‘礼教’。‘礼教’正是被论证和被相信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历时古今而不变’的中国人的‘宗教性道德’”[27]。李泽厚先生认为，礼本是在社会生产实践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是一种社会性的道德，并不具有恒久性，转入恒久性从而具备神圣性的原因在于，它是“巫术礼仪”的演化，根源在于巫的通天功能[28]，从而使其具有神圣恒久性，这为我们思考礼仪的根源及严肃意义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思路。[29]所谓“礼”，其实是源于俗，但这里的“俗”却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被赋予神圣性。这种具有宗教、民俗性质而无一定之规的礼仪，其制度化的过程与周公的努力创造是分不开的。“周公通过‘制礼作乐’，将上古祭祀祖先、沟通神明以指导人事的巫术礼仪，全面理性化和体制化，成为社会秩序的规范准则，此即所谓‘亲亲尊尊’的基本规约。‘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可见，所谓‘德治’也就是‘礼治’。‘有巫而史’的‘数’，就不仅是筮卜，而且也包括‘礼数’。这也就是为什么由‘礼数’所建立的人际世间关系（夫妇、父子、君臣等）具有神圣性质的根本原因。‘礼’既是‘数’，又是‘理’，又具有神圣性质。它包罗万象，沟通天人，替代了巫术、卜筮，成为‘推定人的吉凶祸福’的理性判断，是中国伦理、政治、宗教三合一特征的坚实依托。‘礼’由巫术礼仪，演化至天地人间的‘不可易’的秩序、规范（‘理’），这一人文化理性化的进程，也就大体完成。”[30]由于巫师在通天人的过程中伴有极其迷狂的心理状态与神奇魔力，这便演化为后来的“德”。
对“礼”之本进行探源，有助于我们对“礼”在历史形成中的流衍、分殊进行更为清晰的把握。由于它是巫术仪礼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故始终具有宗教性、神圣性；它同巫师迷狂神奇的心理状态有关，又具有心性化的路向；它一旦成为制度性的东西，便具有强制性的色彩，因此又具有法治化的向度。而后继而起的礼学走向确实是朝着这几个不同的进路延展拓宽的。“就礼的属性而言，作为观念之礼，其内涵具有道德性（自律）的‘应该如此’的意义；作为制度、典章之礼，其内涵具有法定性（他律）的‘必须如此’的意义；作为行为、仪式之礼，其内涵具有宗教性（信仰和神圣）的‘天意如此’的意义。”[31]
就向内之维度而言，礼之本是指安放在心性之上，认为礼是内心固有之德的外在表现，代表人物为孟子。
从这个角度而开发，礼关键是使人诚敬。就他律性的维度，是指把成熟的礼俗作为典章制度确定下来、作为法律制度巩固下来，对违礼违法行为进行强制性惩治。强制性的向度之所以能够发展并得到强化，与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矛盾有关。人是极其复杂而欲望多重的动物，既有慨然向善、沛然莫之能御的一面，这一方面与其社会性是相统一的；也有生而偏狭、人人自为的一面，这一方面与其社会性是相矛盾的。荀子曾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生而就有耳目口腹之欲，“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且“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理好愉佚”，如果个体顺其本然，情欲便会忘却辞让，从而产生争夺导致纷乱，导致社会秩序的破坏。故仅从道德之自觉扩充实现内心本然之善以尽其性的设想，虽令人向往，却过于理想而往往难以实现。针对人性恶的层面，必然要加强礼的强制性而“隆礼重法”，通过礼的法律化从而强化礼的约束作用。刑律多数内容取自礼，所谓“出礼入刑”即是这个过程，伦理求善之自觉通过禁人为恶之刑律保障完成。如果说向内维度要求人诚敬，那么刑律化的他律向度则使人畏惧。
所谓通向“天”的宗教性维度，是把维系人间秩序的礼立体化，从而使礼具有神圣性。“礼者，理也”，礼是天理的文字表达与贯穿在人类行为之中的举止仪态，是遵循天道之序的人类之秩。西汉大儒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32]他认为“礼之源”在于天道，三纲之尊卑主从是从天道之阴阳一贯而下的。至宋明理学，顺此延伸而下，紧扣阴阳与所以阴阳的区别，把礼的天理依据塑造得更加精密，更具有说服力。张载以天为宇宙本原，其化生人物的秩序就是天理，也就是礼之源。他说：“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大小、高下相并而相形焉，是谓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礼行。”[33]程颢也说：“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岂可逆哉？”[34]礼之纲常节目、尊卑主次，缘于天地生物不齐、大小高低各不一样，然皆是天理流行，恒常自然，是人类所不能逃亦不应逃的。
前两个向度一使人敬，一使人畏，而在宗教层次上则合二为一，使人有敬有畏。人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更应自觉天所赋之命而善继之、乐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