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思想研究成果

董根洪在《司马光〈温公易说〉探析》一文中，不同意《易说》与《系辞注》最早见于《司马温公行状》的观点，认为在司马光给好友范景仁的书信当中就有明确的表述；经过推理和考证，他认为现存《四库全书》的《温公易说》是司马光亲撰，是原本。文章认为，司马光的本旨在于力辟老、庄、王弼虚无玄妙之论，要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揭示根本之道——易道，目的是更好地为封建的三纲五常道德服务。将天道与人道相连，这是新儒学超越传统儒学的根本所在，也是儒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对付佛道两家的最好武器。易道最本质的性质就是气本体的宇宙生化模式，这集中体现在司马光对“太极”“阴阳”“易”三个最基本的范畴的阐释上。

赵瑞民在《论司马光〈易〉学思想的两个支点》一文中认为，义理和象数是司马光《易》学思想的两个支点。义理以“中正”为中心，贯穿于自然哲学、社会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思想各个方面。象数则继承汉代的象数学传统，勾勒《周易》的数学统摄模式，与《潜虚》的象数模式有内在一致性。象数与义理的先后次第及其联系，是司马光《易》学思想的内在结构。(https://www.daowen.com)

李叔毅、龚佩琏的《从〈温公易说〉看司马光的政治历史观》一文，主要从司马光对《易》的解释中来反驳学术界流行的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保守派的观点进行论述。

集中研究司马光易学思想的当属余敦康的《汉宋易学解读》一书，其中专设“司马光的《温公易说》”一章。余敦康认为，司马光秉承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理想，《资治通鉴》和《温公易说》相互发明、相得益彰，前者着眼于“通古今之变”，后者着眼于“究天人之际”。因此，司马光的易学思想与胡瑗、李觏一样是“明体达用”之学。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常引易义发论，作为明是非、别善恶的立论依据。在《易说》中，司马光也常引史事以证易义。据此，余敦康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在论易学的演变中提出的“两派六宗”之说，以南宋的李光、杨万里为“参证史事”宗的开创者，但实际上，此宗的真正开创者应属于司马光。他认为司马光的易学基本观点有四，这在《易说》总论中已开宗明义地提出，司马光的易学思想就是围绕这四个基本观点展开的。从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司马光非常强调易道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他的易学思想不只是专于天道，也不只是专于人事，而是两者相互发明、相为表里。这就克服了以前象数派和义理派两峰对峙、双水分流的局面，而主张“因天道以明人事”。司马光通过易学“究天人之际”，构建了一个宇宙论、方法论、价值论“三位一体”的体系，称之为道，然后以这个“道”作为指导思想“通古今之变”，从事社会历史的研究，并认为，易道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正”和“中和”。最后余敦康引用《四库全书总目》的评说，“于古今事物之情状，无不贯彻疏通，推阐深至。……大都不袭先儒旧说，而有德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于日用”^[4]，认为这是平实允当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