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文本的转换
诠释文本的转换是核心话题变化的逻辑延伸，从广阔的背景上说，是社会进步之必要；从思想自身逻辑上说，是核心话题落实之必需。文本的变化只是表象，它所承载的是社会的进步、思想的进步和新的价值观的确立。另，核心话题的落实必然伴随着诠释方法的改进，如若没有方法的改进，重新选择文本就会沦为空谈。方法论的自觉是文本重新选择的先导。
“对儒衰佛盛，或儒衰道盛的反思，是要重新唤起儒学的生命智慧。如此，必须从笃守汉唐对儒家经典文本的章句训诂中解放出来，从‘师法’、‘家法’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从‘疏不破注’的陈陈相因中冲决出来，只有如此，儒学才能获得新生命。”[99]代之而起的则是义理诠释的方法，只有如此，才能使儒学获得新生命，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应当说，司马光亦有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但他反对极端的做法。他既反对“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100]的做法，也反对“徒知记诵”不识义理的做法。他在几次奏折中都提到取士的标准应当两者兼通。在《论举选状》中说道：“但以义理优长为上，不取文辞华美。”[101]主张在记诵基础上，通晓义理。
宋代理学对文本的重新选择，主要是从“五经”到“四书”的变化。在“四书”中，司马光注重《大学》《中庸》而怀疑《孟子》。他注重《大学》“正心”“诚意”的功夫，这可以从他的“治心以正”“事心以诚”的论断中体现出来。在他的奏折及论述中，他多次引述两书，在《二先札子》中说：“《大学》曰：‘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爵禄者，天下之爵禄，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罚者，天下之刑罚，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102]用《大学》思想论述治道，认为人君不能以个人私欲害其公心，以己之好恶掩事之当然，因为爵禄、刑法是天下之爵禄和刑法，不是人君之私具。在司马光心目中，“公”与“道”是至上的，即使是君主也不能违背，最好的做法就是人君能“正其心”，使其心与公合一、与道合一。“诚意”“正心”在君主那里显示出尤为重要的意义。重要的是他发现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链条不能打断，“明明德”与“亲民”不是两回事，其中有深刻内在的联系，这就为内圣修身之学的发展留下了空间。他强调君子学道穷理的目的“在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他所谓的“圣人之道”也是几个方面的综合，“发于心、形于身、裕于家、施于国、格于上下被于四表，虽尧舜周孔莫不本于是矣”[103]。司马光在这方面论述颇多，他把修身、齐家、治国统贯起来，并且做了实际努力。《家范》何为而作？他引用《大学》之言以申明其理由：“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104]又引用《孝经》说：“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105]“八条目”统贯相属，尤其是家庭伦理关系与国家中的政治关系通过“孝”“悌”“慈”等精神和方法直接贯通了起来。对道学家非常注重的“格物”范畴，司马光也做了解释，他的解释与程朱异而与陆王近。他说：“大学曰：‘致知在格物’，格犹捍也，御也。能捍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矣。郑氏以格为来，或者犹未尽古人之意乎？”[106]格物即是抵制外物的诱惑，不以其扰乱心本来之明。格物即是为了“正心”，心正而后能明，“则视天下之事善恶是非，如数一二，如辨黑白，如日之出无所不照，如风之入无所不通，洞然四达，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之蔽故也。于是依仁以为宅，遵义以为路，诚意以行之，正心以处之，修身以帅之，则天下国家何为而不治哉！”[107]抵制外物的诱惑，则心自然能明，无物欲之蔽，则心自然灵，心本知是非，本知善恶。由此而推广出去，正心、诚意、修身，则国家天下无不治矣。明确表述了格物正心为本的思想，这与陆王心学明其本心、挺立主体、自做主宰的意蕴是一致的，与格物正心、推本心之良知于万事万物的“致良知”学说根本精神也是相通的，而与程朱的“即物穷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支离之学倒是大异其趣。
在“中和”论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司马光对“未发”“已发”“中和”等范畴的发明，这里不再赘述。他极重视《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话，后被朱熹视为“三圣相传只此心”的道统心法。这在司马光那里已有明确表述并多次被引用，并被视为“修心之要”，是“舜禹所以相戒”[108]的授受心法。虽然并未直接对“人心”“道心”“天理”“人欲”等概念进行充分辨析，但所谓的“以道制欲”的思想其实都是对这一命题的延伸。
在“四书”中，司马光唯独不尊《孟子》，专作《疑孟》以申之。《孟子》本是子学，在宋以前皆然，自韩愈为抗佛而明儒家“道统”，认为“轲死不得其传”的“道统”中断，孟子渐渐为人们所重视。韩愈的“道统”论，虽然在当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但不绝如缕，影响深远。至两宋，《孟子》始成为朝野上下辩论关注的焦点，原因有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孟子》心性论思想非常发达，且与《中庸》一脉相承。为了对抗佛老，宋儒必从儒家经典中找到心性学资源和根据。另外孟子“辟异端”，黜杨墨，与他们所处的历史境遇非常相似。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109]“以意逆志”的方法论也曾给他们以启示。按照周予同先生的说法，此时有一“孟子升格运动”。但“孟子升格运动”，并非直线式的提升，而一直伴随着一个疑孟、非孟的思潮，司马光就是疑孟思潮中的一员主将。
与司马光同时期的二程、张载、王安石等都是尊孟主力。二程以“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110]，接孟子而起，教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以不治而明矣”[111]。张载也曾说：“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112]王安石尊孟力度更大，他不仅尊崇孟子的精神，“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113]且把《孟子》一书引入科举考试的范围，这就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使普天下士子皆研习《孟子》，传播范围大为拓展。
相伴而起的非孟、疑孟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涉、冯林、李觏、司马光、苏轼、晁说之等人。[114]不过他们对于孟子的非议程度不同，反对的侧重点也有所异。余允文在《尊孟辨》中说道：“本朝先正司马温公与夫李君泰伯、郑君叔友，皆一时名儒，意其交臂孟氏而笃信其书矣。温公则疑而不敢非，泰伯非之而近于诋，叔友诋之而逮乎骂。夫温公之疑，疑信也。俟后学有以辩明之。彼二君子昧是意，其失至此，人之讥诮不恤也，岂以少年豪迈之气攻呵古人，而追悔不及欤？”[115]司马光的“疑”是疑其未可尽信也，是其理有未稳之处，而李觏等人对孟子的态度则是为疑而疑，近乎诋毁与谩骂，这是不可取的。疑孟、非孟的原因大体有孟子悖逆孔子君臣之道，不能续道统；孟子轻慢孔子“六经”，不能续道统；孟子未得孔子真意，不能续道统；孟子心性善说无验；孟子仁政说迂阔、足惮；孟子“辟异端”失于太过[116]；等等。(https://www.daowen.com)
首先，司马光对于孟子的疑问，主要是针对孟子轻慢君主至尊之位，认为贵戚可以易君之位，从而为乱臣贼子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他说：“为卿者，无贵戚、异姓，皆人臣也。人臣之义，谏于君而不听，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贵戚之故，敢易位而处也。孟子之言过矣。……齐王若闻孟子之言而惧，则将愈忌恶其贵戚，闻谏而诛之；贵戚闻孟子之言，又将起而蹈之；则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骄君之非，而适足以为篡乱之资也，其可乎？”[117]司马光不同意孟子的地方不仅在于他与传统的伦理纲常、君尊臣卑的原则有违，更出于现实的考量，认为其易位而处之论，不足以使无道之君惧怕，反而给乱臣贼子以行悖乱的理由，于现实政治秩序是有害的。
其次，司马光还不同意孟子“所就三、所去三”的思想。他说：“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为礼貌与饮食也。……今孟子之言曰：‘虽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是为礼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不可受也，是为饮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于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118]君子入仕是为行道，道不得行则隐，怎么能售先王之道以博取饮食、礼貌呢，这是屈道以就饮食，故不可取，亦不像是出自圣贤之口。
最后，司马光主要是疑其性善论，具体内容上述章节已有论述，此不再论。其他虽尚有疑处，但皆属于枝节，亦不赘述。
如果仅就如上之理由，司马光便作《疑孟》，那便有失浅薄，毕竟《孟子》固有所疑，然却大有可取，所谓“大醇而小疵”。司马光对于佛老尚且能不苟流俗，“释取其空，老取其无为自然”，心平气和地辩证去取。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有这一比较极端的态度呢？这大约与现实的政治博弈有关。《疑孟》大都写于元丰年间，司马光因反对新法而“迁怒”孟子不是没有可能。南宋倪思就有类似观点：“或问文节倪公思曰：司马温公乃著《疑孟》，何也？答曰：盖有为也。当是时，王安石假《孟子》大有为之说，欲人主师尊之，变乱法度，是以温公致疑《孟子》，以为安石之言未可尽信也。”[119]司马光私淑弟子陈瓘则更能明确其师之意，他说：“臣伏见治平年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臣闻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则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120]可见司马光之疑并非无的放矢，“疑孟”实在影射安石。
在《疑孟》中有疑“父子之间不责善”[121]一条，认为不责善是“不谏不教”，于情理皆不通。然他在奏折中却这样说道：“孟子曰：‘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也。’盖言骨肉至亲，止当以恩意相厚，不当较锱铢之是非也。”[122]其中他对孟子之言论思想又是认可的。这种矛盾现象只能以倪思的话来解释，“盖有为而作也”，“未可尽信”。
司马光与孟子交臂而失之，是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所导致的，但对扬雄的推崇却是明确而坚定的。他在《读玄》中说：“呜呼！扬子云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123]司马光极力赞赏扬雄，认为他才是孔子之后的第一人，荀子与孟子不能与之比肩，并上奏朝廷应印刻其书，以广流传，推崇之情溢于言表。
由于各种历史机缘，司马光最终选择了《大学》《中庸》与《太玄》为新的诠释文本，从而与后来被视为正统的道学家殊户异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