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思想的现代意义
中和的方法价值论，在历史上绵延不断，常往常新，以其宽阔包容的胸怀，而居于价值金字塔的顶端。它强劲的生命力至今依然不衰，成为处理各种关系的最佳选择。当今对中和之论自觉继承，且结合时代发展而赋予其崭新意义的有一大批学者同仁。然使其提至本体高度，并进行系统精密的哲学建构的则是张立文先生，他广泛吸收传统营养，自觉承担时代赋予的使命，本着对哲学精神的赤诚追求，自家体贴出了“和合”二字，创立“和合学”，使传统思想实现了实质性的落实和转生，而且也使其更富系统性与生命力。“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87]而其立学宗旨则是：“立足中国现代发展，放眼人类文化前景；转生和合人文精神，创新和合结构方式。”[88]表出和合学创立所应对的现实问题与文化背景。张先生认为当今社会所面临的冲突与危机可以划归为五类：一是人与自然的冲突；二是人与社会的冲突；三是人与人的冲突；四是人的心灵的冲突；五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五大冲突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这是建构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基础。我们不能把目标定在给全人类建立共同一致的价值理想、精神家园、伦理道德、终极关怀，而是要确立各民族、各国家最低限度认同的规则、原则、原理及价值观念。面对时代提出的问题，一切有益于当前问题解决的文化资源都可以供我们吸纳，有助于破除抽象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两极二分的论证。张先生破除这些人为壁垒，而以一种超越的态度，提出了化解冲突的五大原理。诚如张先生所言，他不是照猫画虎式的“照着讲”，也不是秉承衣钵式的“接着讲”，而是匠心独运的“自己讲”。“自己讲”则是既超越传统也超越西学，是既吸收传统也吸收西学，是充分考虑到当前的现实问题、人文语境，而提炼出来的新的核心话题。它是传统“中和”哲学在当代的充分展现，也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创造。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其与传统中和论的一以贯之之处，也能体会到其常往常新的时代特色。
牟钟鉴先生也谈到他对“和”的理解，并做了层次性的阐明：“第一，‘均和’。这里的‘均’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指一个社会在财富分配方面要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孔子语）。意思是说社会财富少一点没关系，分配合理就没有大问题。由此可见，儒家已经注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问题，它并非只着眼于道德层面。第二，‘礼和’。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意思是说大家一团和气，什么都一样也不行，还是得有差异，有秩序。”[89]他又借鉴了西方文明成果，认为其精神及具体制度也皆有可取之处，可归纳为：“第一，‘利和’。……任何国家的任何行为，都不可能单赢，而只可能双赢或共赢。譬如中国跟美国谈判的时候，我们不谈价值观，而谈共同利益。第二，‘竞和’。……这里的‘和’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不是说把先进的拉下来，大家在一个落后的层面上一团和气，而是你追我赶，共同进步。‘竞和’的最好实例就是体育竞赛。在市场竞争中应制定、遵守共同的市场规则，反对不正当竞争，必要的时候不排除使用强制手段。从历史上看，中国最缺少的就是‘竞和’。第三，‘法和’。就是建设民主法制社会，遵循共同的社会行为规则，这样社会才能安定有序。……同西方国家比起来，中国在现代法制建设上还相差很远。中国人的规则意识不强，带来的一个弊端就是潜规则盛行。各种明文规定的法则在实际生活中无人遵守，却都默认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通行于实际生活中的潜规则，后者将对法制建设造成巨大破坏。我个人认为，上面提到的‘利和’‘竞和’及‘法和’是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并汲取到儒家思想里来的。”[90]而与他进行讨论的汉学家安乐哲则提出“活和”，旨在说明“‘和’不是一个僵化的、一成不变的终极存在，而是一个过程，一个在实践中不断被追求，甚至永远都实现不了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谈和谐，追求和谐，不能离开主体生活”[91]。牟钟鉴先生对“和”的阐发，实际上是把中西文化的优秀品质都统合在“和”的理念之下，也不是对历史的“照着讲”，而是根据自己的体悟“自己讲”。
对“和”理念的阐发，其实是对历史上“中和”思想的继承与发扬，“中和”本就具有本体的性质，是世界万事万物的实然状态，也是人与万物的应然追求，各正性命、各得其所，是其本质性的规定。“中和”可以作为一个关系范畴来讲，也可以就单个个体而言，就各正性命而言，它是就个体而讲的，也即是各尽其性、各遂其生之意，万物滋生、草木遂长，欣欣向荣，但并不越其本分，从其本源上讲，是天定如此。以我观物言，万物各有其限度；以物观物而言，则是圆满自足，一花一叶尽显整个世界，无所谓限度。就其以关系范畴而言，则是以整个系统来讲，所谓单个个体，只是理性的抽象与方便的说法，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系统的综合，只是系统大小有别，花草是一系统，人体也是一系统，宇宙更是一个大系统，花草、人体是生命，宇宙也是一个大生命，生命总是以有机整合为依据，是相互联系的系统，而其大指归则在“中和”，万物一有不“中和”则整个系统将失去平衡，系统失衡从而反过来又影响万物不得其所，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中和”从其社会学意义上讲，是以肯定差分为前提的，反过来不如说，“中和”本质上就逻辑蕴含着秩序规则，各得其所的本质性规定，本来讲的就是万物各尽其性，性之不同，“中和”自然就不是混同为一，因此中和也就是秩序，秩序也就是中和，二者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当然这是从理想层面而言的。把握了“中和”的内涵，也就可以进入实践性的层面，我们可以以张立文先生的“五和”原理为进路，从而谋求天人和谐、人我和谐、文明和谐等，也可以从牟钟鉴先生讲的融合中西文明的进路去阐明“中和”的现代意义，更可以从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序去讲。总而言之，“中和”可以称为宇宙的本体，不言而万物莫不臣服，它不仅具有现时代的意义，更具有超时空的恒久价值。
【注释】
[1]施忠连在《“和”乃天地之道》一文中，对“和”的概念进行了系统分属，他总结出“和”的含义多达19种，如“事物各个成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万物都是多样性的统一”“两种相反的观念或方法的结合、协调”“适中、适度、适合，即无过无不及”“自然界运动的规律性，世界总体和每个事物内部合乎法则的秩序和结构，显示出系统性”等等，详见其文，载朱贻庭主编：《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2]参见张立文：《儒家“中和”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载《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3]以上引自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4]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5][春秋]左丘明撰，徐元诰集解：《国语集解·郑语》卷16，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0页。
[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7页。
[7][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43，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11页。
[8][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3，载《雍也》，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57页。
[9]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第5章，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3页。
[10]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第42章，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3页。
[11]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第55章，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4页。
[1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13《尽心章句上》，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33页。
[13]《孟子集注·公孙丑章句下》，载[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009页。
[14][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卷二下《德充符》，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99页。
[15][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卷七下《田子方》，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15页。
[16][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卷二下《德充符》，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4页。
[17][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卷七下《知北游》，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37页。
[18][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卷八上《庚桑楚》，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15页。
[19][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卷五中《天道》，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58页。
[20][宋]朱熹撰：《周易本义·坤》，廖名春点校，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8页。
[21][宋]朱熹撰：《周易本义·乾》，廖名春点校，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3页。
[22]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卷4《儒效》，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2页。
[23]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卷4《儒效》，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1页。
[24]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卷4《儒效》，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4页。
[25]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卷11《天论》，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8—309页。
[26]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卷5《王制》，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2页。
[27]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卷12《正论》，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39页。
[28]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卷5《王制》，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4页。
[29]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卷14《乐论》，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0页。
[30][秦]吕不韦编，许维遹集释：《吕氏春秋集释·大乐》，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0页。
[31][秦]吕不韦编，许维遹集释：《吕氏春秋集释·适音》，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4页。
[3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页。
[3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页。
[3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页。
[35][清]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循天之道》卷77，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44页。
[36][清]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循天之道》卷77，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44—445页。
[37][清]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循天之道》卷77，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47页。
[38][清]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循天之道》卷77，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46页。
[39][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五章》，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页。
[40][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校释·老子指略》，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95页。
[41][魏]王弼著：《王弼集校释·论语释疑·述而》，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5页。
[42][魏]嵇康著：《嵇康集·声无哀乐论》，戴明扬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43][魏]嵇康著：《嵇康集·声无哀乐论》，戴明扬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44]王通著：《中说校注·文中子中说序》，张沛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页。(https://www.daowen.com)
[45]王通著：《中说校注·文中子中说序》，张沛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1页。
[46][春秋]左丘明撰，[魏]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成公十三年》卷2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5页。
[47][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卷5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4页。
[48][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卷5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4页。
[49][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卷5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4页。
[50][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7《四言铭系述》，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654页。
[51][清]黄宗羲原撰，[清]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涑水学案下》，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7页。
[52][清]黄宗羲原撰，[清]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涑水学案下》，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9页。
[53][清]黄宗羲原撰，[清]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涑水学案下》，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4页。
[54][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2《答范景仁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588页。
[55][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4《中和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623页。
[56][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1《答李大卿孝基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573页。
[57][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1《答李大卿孝基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573页。
[58][宋]司马光：《道德真经论》卷3，《道藏》第12册，文物出版社。
[59][宋]司马光：《温公易说》（释《坤》卦六三“含章可贞”），第9页，《四库全书·经部》。
[60][清]黄宗羲原撰，[清]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涑水学案下》，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4页。
[61][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2《与范景仁论中和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595页。
[62][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2《与范景仁论中和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595页。
[63]李泽厚把“度”提升到本体高度，认为它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度”首先便产生和出现在生产技艺中，它不存在于任何对象中，也不存在于意识中，而首先是出现在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中，即实践—实用中。中、和就是度的实现和对象化，它们遍及从音乐到兵书到政治的各个领域。“度”的本体（由人类感性实践活动所产生）之所以大于理性，正在于它有某种不可规定性、不可预见性。因为什么是“恰到好处”，不仅在不同时空、条件、环境中大不相同，而且随着文明进展，人类活动领域的无限扩大，这个“度”更具有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和偶然性。“度”的建立是各种创造发明和科学发现，也更是艺术的创造力量。参见《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14页。
[64][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4《中和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623页。
[65][宋]司马光：《传家集》卷74《回心》，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708页。
[66][宋]司马光：《传家集》卷74《绝四》，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709页。
[67][宋]司马光：《传家集》卷74《绝四》，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709页。
[68][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6《情辩》，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644页。
[69][宋]韩维：《与司马君实书一》，载[宋]司马光撰，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519页。
[70][宋]司马光撰，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87—89页。
[71][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2《与王乐道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587页。
[72][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2《与景仁第五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593页。
[73][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4《中和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624页。
[74][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4《中和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624页。
[75][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2《答范景仁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588页。
[76][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2《答范景仁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588—589页。
[77][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2《景仁复第五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594页。
[78][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学而》卷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页。
[79][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学而》卷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页。
[80][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学而》卷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页。
[81][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4《中和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623页。
[82][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4《中和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623页。
[83][清]黄宗羲原撰，[清]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涑水学案下》，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6页。
[84]参见朱贻庭：《义分则和——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儒家智慧》，载《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85]以上均见张立文：《“自己讲”、“讲自己”——中国哲学的重建与传统现代的度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74页。
[86]陈来教授虽明确指出“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与司马光的“中和”本体论并不一致，但皆以“仁爱”为基础则并无二致。
[87]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88]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
[89]牟钟鉴、安乐哲：《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反思——牟钟鉴、安乐哲对话录》，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1期。
[90]牟钟鉴、安乐哲：《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反思——牟钟鉴、安乐哲对话录》，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1期。
[91]牟钟鉴、安乐哲：《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反思——牟钟鉴、安乐哲对话录》，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