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因何起
人文印迹：电影的社交功能
身份印迹：2018级广播电视学国际传播方向本科生
记录者：纪君奕
2016年暑假，我参与学校组织的海外游学，从纽约开始，途经费城、波士顿、华盛顿特区、盐湖城，再去往洛杉矶、圣迭戈，时经一月。
游学中，我切身体会到很多中国超过美国的地方，但也感受到很多不足之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残障人士所拥有的便利出行条件。
停车场里有残障人士专用的停车位——专门为残障人士保留，若非残障人士而占用的话，会受到警察的罚款。在某些特别的文化场馆，还有严格设计的残障设施，如斜坡、帮助轮椅上楼梯的设施、厢式电梯、无障碍洗手间，等等；所有的无障碍设施都会被优先安排，残障人士不会因为不便而四处寻找。
纽约曼哈顿岛布局规整，道路横纵整齐，地面多是石砖铺成，但让当时还是一名高中生的我最奇怪的是，在等候红绿灯时，都能听见人行道灯柱中发出的蜂鸣声，有时是较长的低沉音，有时则短促而高昂。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交通灯要发出令人烦躁的蜂鸣提示声，直到我们在华尔街十字路口停下，邂逅一位视障老者之后，我才明白红绿灯的蜂鸣设计原是为了方便视障人士出行。
在路口，一位白发老者左手牵拉布拉多导盲犬，右手手持导盲杖等待绿灯，侧耳细听人行道的蜂鸣提示。红绿灯转换时，蜂鸣声突然改变，声音急促好像在提醒道：“快走，快走。”老人也在这时，被他的导盲犬领着，安全穿过马路，消失在了华尔街的人群之中。
前些年，国内的无障碍设施一直做得不好。盲道常常被停车区或行道树占用，还有许多的“断头盲道”“悬崖盲道”被曝出。但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解决残障人士出行问题上付出的努力。很多地铁站也都至少有一个出口配备了帮助轮椅上下楼梯的设施；全国城市中的盲道也进行了清理、整改和重新规划。
所以当我在听到老师们介绍到“光明影院”公益项目之时，我立即报名参加，成为后期组的一位幕后的志愿者。如鲁迅先生所说，“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我愿意以一位后期工作者谦虚的一分热，和光明小伙伴们一起参与到视障公益服务中来。
我在后期组为无障碍电影制作时，一直在问自己：盲人可以在电脑、手机等智能设备上使用辅助功能（如听写和朗读），便捷地操纵智能设备；盲人也可以选择听书、电台等应用程序，来听小说、听故事。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费时费力地去为盲人制作无障碍电影呢？
直到2019年5月份的一天，后期组开会时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大家的解答终于让我明白了，原来改善残障人士的生活条件，不能仅仅拘泥于出行上，而要将眼界拓展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彻底地提升残障人士的生活状况。
参加过放映会的同学告诉我说：并不是所有视障人士都是盲人。去欣赏“光明影院”电影的很多视障人士朋友，事实上拥有一定的视觉能力，可能是近视度数太高，也许是运动感知能力较差，但他们都能看到电影的画面。他们的世界并非一片漆黑，也许只是有些模糊。
我们可爱的小组长同学说，光明电影为视障者打开的是一种全家观影、群体观影的模式。视障者可以和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女儿、哥们儿、闺蜜一起去往影院。对人们来说，看电影不仅仅只是两个小时的视听盛宴，更是与家人、朋友出行聚会的社交方式。对视力正常的人来说如此，对视觉障碍的人们也不例外。但视障人士往往由于视力问题而较难把控电影的情节，和朋友聊起电影也很难有共同话题。所以，“光明影院”提供给视障者的不仅是电影本身，更是电影的社交功能，让视障者能够更好地与家人朋友进行有关电影的互动。
最重要的是，“光明影院”映射了我国残疾人人权的进一步实现。“光明影院”不仅是提供产品，更是为保障视障人士与健康人同等的权利做出的努力。保障视障人士不应受到歧视，也不能在文化消费中受到歧视。“光明影院”只是公益行动的一小步，但却寄望于让视障者享受新中国电影发展所带来的文化福祉，真正让他们“看”到中国电影产业飞速发展的成果；也要让全世界人民都了解到、认识到中国在保护残障人士权利上作出的巨大努力。
这就是我对残障人士问题的一点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是我加入“光明影院”的谦卑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