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舞是什么？”
影片印迹：《逆光飞翔》
身份印迹：2017级广播电视学硕士研究生
记录者：林露
“问你一下，跳舞是什么样子？”
“头在地上，两只脚在天空中这样转。（就像）电风扇头在地上这样，转转转。”
裕翔抬起头思考。片刻之后，他还是摇了摇头：“不知道。”
这是电影《逆光飞翔》的一幕。此时，是2019年的春节。当看到这一幕时，我才真正理解我在“光明影院”所做的事情。
我生长于南方湿润温热的一座五线小城。小城很传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古时传下来的习俗——每逢过年，人们便着手张罗一年一度的迎神赛会，村村户户张灯结彩，到处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里，人们谈天说地，从小时候的趣事，聊到新一年的期许。而我惊讶地发现，电影已不知不觉潜入人们的生活，成为聊天的重要主题。
依稀记得读高中时，小城里只有一家电影院，住在乡镇里的人也不怎么进城看电影。而今，随着电影市场的不断扩大与下沉，小城里的电影院多了起来。人们似乎更乐意在团圆之际，全家老小齐聚电影院，一起图个乐呵，电影院里的过节气氛似乎有“后来居上”之势。
于是，2019年春节，我在家乡的电影院“结识”了视障朋友——“裕翔”。
《逆光飞翔》拍摄于2012年，根据主人公黄裕翔真人真事改编。故事发生在台湾，主人公黄裕翔是一名大一新生。他天生失明，却有着过人的音乐天赋。接受了几年特殊教育后，妈妈带着他从乡下来到台北上普通大学。因为视力原因，独自生活的裕翔需要克服很多障碍——他要丈量好从宿舍到教学楼的步伐；他在过马路时需要依靠车流的声音来判断红绿灯。
1980年，台湾出台残障福利相关规定，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2008年，台湾出台完整的建筑物无障碍设施设计规范。在无障碍服务建设相对完善的台北，普通的出行、学习，对裕翔来说也不容易，自尊心很强的他不愿意常常麻烦他人。就在他生活不甚如意之时，他遇到学校奶茶店的打工妹——小洁。同为校园边缘人群的经验，让小洁和裕翔很快成为朋友。小洁告诉他，只有在跳舞的时候，自己才是快乐的。于是，裕翔开始在脑海中开始思考“跳舞”这两个字。
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跳舞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一目了然。但对于千万个没有“看过”的“裕翔”来说，他们却无从想象。我猛地一惊，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对视障人群来说，是不是不那么简单？
我的记忆一下子被拉回半年前，那时我刚刚加入“光明影院”，正在为我的第一部电影《一条狗的使命1》撰稿。在稿件中，我使用了诸如“金黄色的麦浪”“绿色的草原”之类的词语来描述画面。老师告诉我：“颜色对视障人群来说，较难感知。”那会儿，我似懂非懂。于是，我果断地将这些形容颜色的词语删掉。此后，我的稿件“侥幸”通过了审核。
日子照常一天天过下去，我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而那个春节《逆光飞翔》中的一句台词“跳舞是什么”，突然唤醒了我内心朦胧的意识。生而为人，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感知世界，去体验生活。法律保障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但是有一些人，他们或者天生，或者出于不可抗力，被“剥夺”了某种权利，我们难道不应该想尽办法把这种权利归还给他们吗？
据统计，全中国至少有1731万视障人群。可我回想起过往，无论在18岁前所待的小城，抑或在读大学的大城市，在任何公共场所，我仿佛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就像这个社会的“隐形者”一样。而“隐形”的背后，或许正是由于社会的无障碍服务还未曾完善。
无障碍服务不仅是物质上的，也应该体现在文化层面。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国电影市场飞速发展，总票房分别为492.83亿、559.11亿、609.76亿。对普通人而言，走进电影院看电影，正如家常便饭一般平常；可视障人群，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轻轻松松走进电影院，捧起爆米花，去坠入一场酣畅淋漓的梦中。
而“光明影院”，正是把这样一种“做梦”的权利，归还给视障人群。如果说电影工作者们是造梦者，那我们就是一群梦的讲述者——把视听艺术转换成听觉艺术。每一个志愿者，都走在一条归还权利、追求平等的路上。当我真正理解这件事的时候，我不再觉得一个情节看20遍是痛苦，一段解说词念10遍是煎熬。在“光明影院”，我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电影尾声，小洁手把手带着裕翔在舞台上舞动起来，裕翔终于开始明白“什么是跳舞”。也许“什么是跳舞”，听完电影的你们，或许还需要亲身感受，才能有所体会；但关于“什么是电影”，我知道走进“光明影院”的你们，已经心领神会了。我很庆幸自己拥有这份荣幸，能把这么美好的电影，讲给你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