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道墙
行走印迹：两年前，我看见那面墙，两年后，我加入“光明影院”，试图移开那面“墙”。
身份印迹：2019级国际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记录者：周佩滢
无时不在的光，只有通过与时常忽略的暗对峙，才显出意义。
“你觉得‘光明影院’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吗？”
坐在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走廊拐角的一间“专属”工作室里，面前有六位师哥师姐，其中一位戴眼镜的这样问道。我想了一会儿，“在我的理解里，可能就是‘破壁’‘平等’和‘反哺’吧”，思绪突然从面试现场滑移回读本科时的一个寒假，“破壁就是……”我抬头看见窗外的光，看不出是什么颜色，一如两年前的那个冬天。
我第一次看到那面墙，并不是在小区里的盲道上发现横在拄着拐杖爷爷面前的那道临建栅栏的时候，而那个临建，随后就被居委会刘阿姨挪开了。我真的看到这面“墙”，是在被一位视障女孩问起“电影是什么样子”的那一瞬间。而挪开这面“墙”，实则更为艰难。
对于本科时学社会学的我来说，比那些SPSS和哈贝马斯更好操作的可能是发问卷和做社会工作了。2017年寒假，在我家附近的图书馆儿童区做引导志愿者的时候，我经常会给来借阅的孩子们讲读一些他们觉得好奇的内容。游刃有余间我也觉出了许多作为知识搬运工的意趣来。其中有一次，我看到一群手拉手、年纪看起来很小的孩子们在以为大人的带领下进馆看书，就像是来郊游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异常安静。通过接触引导，我才知道，原来是盲校的孩子一起组织来看一些新到的有声书，我依照他们的个人喜好推荐了一些读本，发现交流中并没有什么困难，有些很小的孩子看起来还难掩激动，或许是第一次来。我清晰地记得，当听到“这艘船没有泰坦尼克号那样宏伟，却平稳又安全地载着大家驶离”时，一个年约六岁的女孩突然问我：
“泰坦尼克号也是船吗？很大吗？”
面前的女孩穿着亮黄色的羽绒服，时值冬日，这样的颜色在一片黑白灰中显得尤其跳脱，她脸色纯真，一点也不像是生活在黑暗中的人。
“是的，是当时最大的轮船，它上面还发生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就像电影里描述的那样。”
但几乎在同时，我就发现，我并没有解决她的疑惑，似乎给她带来了更大的不解，她停顿了一会儿又更小声地问道，“那电影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终于感受到了不同，我们所司空见惯的，所习以为常的，可能是他们未曾可感的，难以捉摸的。突然，一大堆描述性的语言卡在嗓子眼儿又咽下，选修过影视制作的我第一次与他人谈论电影时感到不知所措，我该说它是一种视听艺术，还是一种文化符号，抑或一种记录形式，记录着这个世界的色彩与故事？我可以从容地为视障孩子一次又一次地，用他们期待的方式解释这个世界，却偏偏在我的思维模式里，没有这样一条专属盲道是留给她的。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看上去没有任何异样，而我清楚地知道那里唯独没有的，是一束光。我犹豫了，我犹豫在，我好想让她知道这世界的多姿多彩，却不知道如何用一种不唐突的方式说给她听。
“电影……电影大概就像你听到的这些故事一样。”
虽然这样说着，内心却明明有另一个声音，不，不是这样，一点都不一样。电影有独特的叙事结构，多元的文化符号，震撼人心的视效音效……可是这些我讲不出来，我对着这个有先天性视网膜疾患的女孩丧失了语言描述的能力，在她用最纯真的年纪拥抱这个世界时，却无法拥有最直接简单的方式，她甚至从小到大都没有踏进过任何一家影院。
我看见外面透过玻璃窗折射进来的阳光，有些刺眼，似乎是金色的，又似乎隐隐泛着七彩，换个角度又没有了颜色，但它确实是美丽而温暖的。眼下世界里，行道树顶天而生，残雪不化，水积未干，几乎黑白灰的季节里，还是有偶尔撞入这简洁天地的移动色彩，就像我身前的这团打眼的亮黄。我突然沉默，这些我能看到的光、我能分辨的色，在那些先天性视障或后天性失明的人看来，或许全都只是一片毫无差别的黑暗。
我看到了那面墙，那面隐形的，却横亘在他们与他人、与社会、与文化之间难以消弭的壁垒。
2018年，在新的学期我回到北京，开始参加一些给盲人口述电影的志愿活动，后来又有许多次，我用我对电影情节的讲述回答着“电影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但我还是觉得，我的迷茫，“观”众的迷茫，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讲述中，总会有一些犹疑：我概括得对吗？我的讲述是不是不够细致？电影的叙事结构真的是我理解的节奏吗？而这些因素难免会受到个人主观价值的影响。
我再一次反思，有没有一种更好的方式，能让他们在同样的节奏中，在同样的体验中，拥有和普通人一样的画面想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