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一场“秀”

我们不是一场“秀”

记忆印迹:第一次被采访

身份印迹:2018级艺术硕士研究生

记录者:李超鹏

“我觉得这场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让我非常、非常、非常感动。”这句词汇匮乏的回答,是在2019年4月14日北京国际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放映活动现场,我接受《中国电影报道》记者采访时的回答。

这是我第一次被媒体采访,很紧张;第一次这么多家大型媒体对“光明影院”现场放映活动进行报道。在此之前,媒体对“光明影院”的报道多为项目的概念式介绍,且篇幅较短,而这一次,媒体聚焦在“光明影院”的落地实践活动上,聚焦在“光明影院”对视障人士最有效的关爱与服务上,向大众呈现了“光明影院”与视障人士最直接、最亲密的联结,这是“光明影院”一次巨大的进步。这一次,记者们开始采访学生志愿者,也就是“光明影院”的主力,无障碍电影的制作者,也就是“我们”——“光明影院”最年轻的力量。年轻的学生可以在镜头面前为这样一个宏大的、承载着千千万万目光的公益项目发声,无疑是社会对“光明影院”的巨大肯定。

2019年4月14日,光明网当天发文,用752个字详细描写“光明影院”现场放映场景;新京报不到4小时迅速报道,用486个字描述“光明影院”的宗旨与成果;人民网478个字对“光明影院”给予肯定和支持;央广网报道436个字,勾勒出“光明影院”的真心与精心;北京电视台制作50秒的视频展现当天放映的盛况;央视新闻频道利用84秒的时间报道此次活动,向观众介绍“光明影院”的制作团队;中国电影报道从志愿者和视障人士的角度出发,用整整110秒讲述“光明影院”的故事。“用声音传递色彩,用聆听传递艺术”这句话响彻当天的媒体报道中。

“小心,注意安全!”放映结束后,我站在首都影院的门口,小心提醒着出门的视障观众。这时,CCTV-6《中国电影报道》栏目将镜头对准了我,我有些慌张,有些激动,脑海一片空白,同时还在担心着场内的情况,说出口的回答就只剩“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与激动了”。采访结束后,我有些后悔,我怎么能回答得这么简单呢?这简简单单的几个“非常”怎么能概括“光明影院”给我、给志愿者们乃至给社会带来的感动与成就感呢?我暗自下决心,以后的回答一定要专业、细腻、真诚。

随着“光明影院”的发展和壮大,越来越多的媒体主动关注我们,愿意报道我们,从消息到通讯,再到特稿,媒体将更多的时间、更大的版面、更深度的分析给予了我们。另一方面,“光明影院”也影响着媒体的关注焦点、报道重点,从公益项目,到无障碍电影,到视障群体的生活,再到残疾人的人权,媒体通过“光明影院”这个切口影响着社会的关注焦点、讨论重点。

2019年12月5日,“光明影院”项目走进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成为其固定播放单元,并在电影节上举办了无障碍电影放映活动,邀请三亚的视障观众一同观看无障碍电影《建国大业》。活动现场,十几家媒体围着“光明影院”的志愿者们进行拍摄、采访。其中,有一位记者与众不同。现场,她根本没有采访“光明影院”的志愿者们,甚至没有靠近志愿者们,反而一直用锐利、审视的目光扫视四周。不一会,我发现她的手上多了一个“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播放器的包装纸,她拿着包装纸向我走来,我以为她要来采访我了,便整了整衣领挺了挺腰板,但是这位记者走进了电影院。在电影院内,她和视障观众们共同观看电影后,起身邀请他们接受采访。“在您的生活中,最大的不便是什么?”“您喜欢电影吗?”“您曾经看过这样形式的电影吗?”“这个电影好在哪儿呢?”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从生活切入,逐步引到无障碍电影。她在现场的视障观众里找到五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受访者,从各个方面对他们进行了采访。上午的活动结束后,这位记者便匆匆离开了,依旧没有采访“光明影院”的团队进行采访。我很疑惑,是我们做得不好导致这位记者不愿采访我们吗?

午饭后,我的疑惑被解开了。这位记者通过三沙电视台单独约见“光明影院”的志愿者们。再次见面时,她手中还拿着那张包装纸,只是纸张被捏得有些皱了。在采访过程中,我了解到这位记者的真实感受:

我刚来到现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活动和很多公益活动一样,就是一个“秀”,秀给领导看、秀给媒体看、秀给群众看,但当我走进影院中,闭上眼睛听着你们做的无障碍电影时,我发现我错了。你们花了心思,你们的无障碍电影不是绣花枕头,是真正可以让视障人士“看到”的电影。和视障朋友们沟通后,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看”到了《建国大业》,“看”懂了《建国大业》。“光明影院”这个项目是脚踏实地、扎根人民的项目。关于这个版权问题,我可以帮你们与电影版权局的相关负责人进行联系。希望以后有机会,我能加入“光明影院”。

这位记者的一番话,解开了我心中的迷惑。但同时也让我思考,也许她最初的想法能代表部分人的看法。有许多人在一开始听到“光明影院”时都不太信任它,不相信“光明影院”制作的无障碍电影能让视障人士听懂,不认为“光明影院”在脚踏实地做实事,不支持“光明影院”的工作与活动。那么在这样的目光下,“光明影院”如何能“构筑文化盲道”服务视障人群呢?

要想“构筑文化盲道”就需要有更多的志愿者,要想有更多的志愿者就需要有更多的人理解并热爱“光明影院”的事业,要想有更多的人理解并热爱“光明影院”的事业就需要有更多的人看到“光明影院”,而媒体报道的意义就在于依靠平台的影响力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光明影院”,告诉他们“我们不是‘秀’”,从而树立“光明影院”的形象,扩大“光明影院”的影响。

“光明影院”不是“秀”,而是视障人士看见电影世界的“眼睛”。让更多更有力量的媒体为这双“眼睛”发声,让更多更有力量的媒体反映视障人士的需求,让更多更有力量的媒体动员组织广大群众投身残疾人帮扶事业的建设,“光明影院”一直在影响,一直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