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镜头记录光明
行走印迹：从校园到电影节，从北京到内蒙古，“光明影院”一路放映，我一路前行，记录“光明”
身份印迹：2018级广播电视编导电视摄影方向本科生
记录者：王兆扬
初识“光明影院”，是在去年高老师的一堂课上。当时“光明影院”刚刚制作完5部实验片，正准备开展第一期招生，当时的职位只有配音、策划和写稿。因为我的声音不是很好，文笔也很烂，便想着可能这辈子与“光明影院”无缘了。
2019年4月14日，我作为一名普通的摄像加入到北影节无障碍电影放映中。时值北京国际电影节，西单大悦城特地开放了一个影厅为视障人群放映无障碍电影。说实话，我从未见到过如此多的视障观众。在我印象中的他们应该是小心翼翼地行走，戴着墨镜，用辅助杖试探着地面一步一步行走。然而我看到的绝大多数盲人则是在志愿者的搀扶下健步如飞，跟身边的朋友谈笑风生，脸上洋溢着热情乐观的笑容，与常人无异。
我扛着摄像机跑上跑下，感觉自己仿佛真正变成了新闻媒体。我看到了志愿者们的付出，从提前一天踩点、精确分配工作、安排礼品和就餐，到第二天无间断的无障碍通道，一堵堵“人墙”，到大巴车到达时间的精确控制。而在这有序工作的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联系、分配、预演。
随后，我以一名记录者的身份加入进了“光明影院”，组建了视频部，负责日常活动的拍摄与剪辑。
作为纪录者，我见证了“光明影院”一路走来的坎坷。在全国助残日的前一周，我接到了一个重大任务——制作一个年度总结视频。这对于刚刚加入“光明影院”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对“光明影院”的过去一无所知，手里仅有杂乱的素材，却不知从何剪起。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当我向志愿者师哥寻求帮助时，他们向我讲述过去一年中“光明影院”的故事时，如数家珍，愈说愈激动，眼里闪着光芒。每当我迷失在剪辑困境的时候，都会想起他们眼中充满热爱与坚持的光芒，像是对我的期待。
最终，在放映前十分钟修改完最后一版之后，我长舒了一口气。因为这片子承载的，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工作汇报，更像是一本有声的相册，记录了一年来的点点滴滴，是一群有理想、有热情的人聚在一起做一件事的结晶。
翻开过去一年的相册，我看到草创时期二楼的小黑屋，三五个人挤在一起热情地讨论配音；看到了2018年“520全国助残日”第一次放映无障碍电影，小小的屋子座无虚席；看到了无数志愿者配音、剪辑的画面。都说摄影是记录美好的方式，而这一年来每个人从无到有的努力，都记录在了影像之中。
大大小小的拍摄活动之后，我发现，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新闻记录。渐渐地，我从一个单纯的记录者，变成了交流者。
7月，我作为跟拍记者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外出跟拍。在内蒙古图书馆，我们见到了内蒙古自治区的盲协崔健主席。几个月前，崔健主席曾来过中传参加无障碍电影制作与传播的研讨，当时我就被他爽朗的笑声吸引。而这一次我们的距离变得更近。崔健主席是一个很乐观很活泼的人，甚至从他的外表上都看不出他是一个视障者。清早，崔主席总是早早地起床，站在门口听着新闻。当我要搀扶着他下楼吃饭时，崔主席连连摆手：“你只要往前走就好，我扶着你。”
有无数的视障者在为美好生活奋斗，四川盲协主席吴军虽然没有视觉，却凭借着自己有磁性的声音开办了盲人电台；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大青山的盲人按摩师在工作之余阅读了大量盲文书；四川省凉山州的一位视障老人喜欢在休息之余弹奏电子琴。
大巴车在山路上颠簸着，天气一会儿晴一会儿雨，进入武川县必须要走蜿蜒的山路翻过大青山。山的另一侧是稀疏的草原和分散的民居，这一路漫长而颠簸，高山阻隔了居民与外界的联系，更不必说他们中的视障者了。而以往的图书馆、电影院的放映模式根本照顾不到他们。后来在采访中得知，大多数的视障者只能选择传统的盲人按摩等行业，生活中的娱乐方式也屈指可数，电影更是他们不可想象的娱乐方式。但“光明影院”的出现却正在改变这一现状。
“光明影院”带给我的，是巨大的改变。从最开始迷茫无措的少年，到成熟稳重的记录者。八个月里，我戒绝过去的坏习惯，融入一个热情的大家庭，变得有爱且愈发坚韧。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记录者，我逐渐走进了视障人士的世界，看到了他们对生活的不屈和向往，也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上所有人为无障碍事业发展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