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史学的革新（20世纪初至今）
进入20世纪，世界形势又有巨变。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导致英法衰败、美日崛起，俄国与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方兴未艾。“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学观念受到了现实的挑战，并由此而先后出现两次革新浪潮。
1.20世纪前期西方世界史学的革新浪潮
最先向兰克学派的世界史学说“不”的是比较文化形态史学。德国中学老师斯宾格勒（1880—1936）是比较文化形态史学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于1918年出版了《西方的没落》第1卷，1922年又出版了第2卷，轰动了整个欧洲。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各种文化的“集体传记”，每一种文化都有生、长、盛、衰的过程，西方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面对现实，又从世界整体性、综合性的角度出发的论证确实很吸引人。他公开反对“西欧中心论”，认为世界历史文化有8种：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希腊罗马）、墨西哥、阿拉伯伊斯兰和西欧。他通过比较认为，这8种文明，有7种已经死亡，只有西欧文明虽已度过繁荣期，但还处于“反省和物质享受”阶段，与前7种文明相比，它有特殊的使命，是世界上唯一还有生命的优越文化。这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改头换面的“西欧中心论”。
伦敦大学教授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是文化形态学世界史观的第二位代表人物。他从1934年起陆续出版了12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宣扬他的文化形态学世界史。与斯宾格勒不同的是，他将影响世界历史的8种文明扩大为26种，从而进一步拓展了人们从文明发展角度观察世界的视野。他认为每个文明的价值是相等的，虽然都有兴衰过程，但衰亡是可以防止的。因而，他反对“西欧中心论”。他还涉足外交，注重当代事变，参与主编每年一卷的《国际事务概览》。他用“文明循环论”解释历史，认为西方衰落是可以改变的。而他的英雄史观和西方文明优越论都使其《历史研究》陷入窘境，直到1961年才出齐12卷，他想修改书中的许多地方而未能如愿。
与汤因比差不多同时向已往的世界史学冲击的是法国年鉴学派。1929年1月，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和马克·布洛赫（1885—1977）创办历史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公开声明要挣脱实证主义史学的束缚。他们与历史学之外的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门类的学者，共同主张从总体上关心人类的历史活动，服务于人类的活动。他们提出了“总体史学”的概念。第二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1912—1985）于1949年出版了《地中海和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该书从地理环境讲起，然后论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外交，具体反映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
这一时期，西方传统史学遇到最大的挑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苏俄的兴起。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全新的世界史学理论，但没有机会落实到具体的世界史编纂中。十月革命后，在苏联陆续开展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世界史教研活动，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形成了体系。大学历史系规定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近现代史和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为世界史的必修课。在此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苏联从1955年起陆续出版了多卷本《世界通史》。该书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为标准划分历史阶段，重视人民群众和被压迫民族在历史上的作用。尽管它对世界整体化进程的主题重视不够，存在有教条主义与大俄罗斯主义的缺点，但是它在深化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推动学科走向科学化的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
2.20世纪后期的全球史浪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成为超级大国，而西欧诸国则降为二、三等国家。亚非会议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登上国际舞台。世界形势巨变的现实完全否定了“西欧中心论”。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于1955年在《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文集中呼吁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要关注“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1978年，他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出版《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该书明确提出要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建立全球的历史观”。他还肯定苏联世界史学的成就，主张要看到苏联史学的发展变化。
美国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积极响应巴勒克拉夫的呼吁，于1963年出版《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一书，对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进行了实际的革新。接着他又将该书修订为《世界史》教科书，与斯塔夫里阿诺斯于1970年出版的《全球通史》一起将新的全球史观推向了实践阶段。1990年杰瑞里·本特利主持的《世界史杂志》的问世，及其对跨文化史学研究的提倡，对全球史研究热潮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0年本特里与赫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是影响最大的一本教科书。全美有70％的公立大学开设这门课，有的洲还规定中学也要讲全球史。
新兴的全球史观与之前文化形态学的世界史观虽有不同，但仍属一脉相承。麦克尼尔将自己的书起名为《西方的兴起》就是反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之意而用之，彰显了他们之间的联系。他十分崇拜汤因比，写过《汤因比传》。他将全球各个文明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进行考查。他认为各文明间的交流，特别是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的技术与文化向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传播交流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所以，他笔下的世界史仍然是欧美文明胜利进军的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是这样，他声称要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关注全人类和全球，不受西方与非西方地域的局限，但他在实际纂写中并没有克服对东方历史是停滞落后的偏见，以致有人批评其著作仍存有“西方中心论”的余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