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世界交流为人类历史整体化做了准备
从古代到中世纪，虽然未完成人类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的进程，但是却为此做好了前期的准备。中世纪的世界已经形成多种文明类型，除美洲、大洋洲及南部非洲之外，整个欧亚大陆彼此之间通过陆路与海上的“丝绸之路”基本上实现了沟通交流，形成了三大文明区，即：信奉基督的西方文明区、信奉儒学与佛学的东方文明区以及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区。三大文明区的形成与相互交流，为世界整体化做了准备。
中世纪的东方文明发展领先于西方，就中国而论，唐、宋、元、明、清都是统一的大国，国家组织严密，社会生活有序；而在西方，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整个欧洲就处于混乱的状态。在经济上，中国有发达的集约化农业，而西方的农业仍然停留在农牧混合的粗放状态。从唐朝到明朝，中国粮食亩产都有300余斤，而西欧的粮食亩产才100余斤，甚至到了16世纪英国粮食亩产才为59公斤。中国早在商代即已知用铁，11世纪末冶铁的产量每年高达15万吨，而欧洲到17世纪才达到这一水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纺织业已有手摇纺车，而西欧13—14世纪才出现手摇纺车，比中国晚了约1600年。中国古代中世纪时，劳动人民即已在江河上、在峡谷间建造出无数桥梁（包括梁桥、拱桥和索桥三大类），许多建造技术属世界首创。中国佛教雕塑、壁画等建筑艺术的突出成果是古塔和石窟。著名的佛塔有：嵩岳寺塔（登封，523年建）、神通寺四门塔（济南，611年建）、大雁塔（西安，652年建）、开元寺塔（河北定州寺，1001年建）、佑国寺塔（开封铁塔，1049年建）等。著名的石窟有：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这些佛教艺术大量吸收了印度等外来艺术的有益成分，故远超同时期西欧建筑艺术的水平。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漆料和漆器的国家。商代和西周时，人们已经开始用漆料涂饰器具，给器具防腐；隋唐时，漆器制造艺术开始传至日本等国；明清时，中国漆器种类扩大并远销世界各地。中国素有“瓷器之国”的美誉。隋唐时期瓷器生产繁荣，元明清时期向多种彩瓷方向发展，遂成为珍贵的艺术品。瓷器的出口超过了丝绸，“丝绸之路”转变为“瓷丝之路”。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西传，加速了阿拉伯世界及欧洲的发展。12世纪，中国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已在中亚应用。14世纪，阿拉伯人把火药和火炮的使用方法经过西班牙传到了欧洲。12世纪时，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已应用在航海中。中国明初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远超威尼斯、热那亚及阿拉伯诸国，在世界上是领先的。郑和下西洋（1405—1433）规模之大，技术之高，航路之远，使命之高尚，是前所未有的。他的大宝船长约44丈（约140米）、宽约18丈（约57米），载重量千吨以上。郑和的船队遍访亚非30余国，驰名世界，比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等开辟新航路要早半个世纪。哥伦布1492年驶往美洲的“圣玛利亚号船”只有17米长、6米宽。总之，14世纪明朝建国之初的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文化和科学最发达的国家。当时，世界上重要的发明和科学成就约300项，其中出自中国的约有175项，占57％以上。
中世纪时，虽然中国同个别外国封建统治者之间有过军事冲突，但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始终是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主流。中国同亚洲的朝鲜[8]、日本之间，长期有着活跃的商贸和文化联系。中国的儒学和佛教传播到朝鲜、日本，对这两个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日本的孝谦天皇曾号召“以唐为师”，公元630—894年，日本曾先后19次任命过遣唐使。新罗和日本来中国的留学生（僧）归国后，曾积极推行效仿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16世纪末，丰臣秀吉在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和织田信长之后侵略朝鲜并妄图再入侵中国，称霸亚洲，但他最后也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
东西方经贸文化交流的兴盛主要倚仗“丝绸之路”的大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从东汉时期就有了，但由于南北朝时期政局的动荡而未能发展起来。中国唐朝的兴盛和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使“丝绸之路”从8世纪起有了较大的发展。海路、陆路并举逐渐演变为海路优先，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公元714年，广州设置了中国第一个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曾任宰相的贾耽（730—805）在其所著的地理书中记有7条海路，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从广州经印度到波斯湾巴格达，再回驶经也门到东北非地区；另有一条是中、韩、日之间文化与贸易交流的“东方海上丝路”，即从山东半岛“极海之处”的登州、莱州通往韩、日的商贸文化交流通道。[9]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泉州、杭州、广州都建有市舶司，它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海上航线遍及东南亚、南亚等地，特别是波斯湾向非洲的发展，经贸活动达到桑给巴尔、基尔瓦、莫桑比克的克利马内。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从沿海传到非洲内地，因此，公元1311—1320年，朱思本绘制的“舆地图”中非洲是倒三角形，比当时西方人对非洲的认识要先进的多。郑和的航行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顶点，但由于此后明清政府面对倭寇与早期西方殖民者的侵扰实行“海禁”“锁国”的政策，导致了“丝绸之路”主导权的丧失，使西方殖民者趁机改变了“丝绸之路”的性质，并致使其终结，这是极大的历史教训。[10]
中世纪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人物有：走访中东非洲地区的第一个中国人——唐朝的杜环，他于公元762年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回国，并著有《经行记》，记录其见闻；西方国家来华的第一人——威尼斯的马可·波罗，他于公元1275—1295年来华巡游和任职，其著《马可·波罗游记》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的入门之作，影响很大；公元1328—1339年，中国旅行家汪大渊走访了亚非数十国，其著《岛夷志略》大大地扩大了中国人的世界视野；公元1346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华，其著《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不仅将中国的信息传至西班牙，而且越过大沙漠传至非洲的马里帝国；15世纪初，随郑和航行的作家马欢、费信、巩珍的游记对中国人了解世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1]
16—17世纪，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来华。他们“知识传教”，介绍了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与1840年后来华的传教士是有区别的。
[1]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8页。
[2]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8—161页。
[3]马克思：《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4—715页。
[4]参见朱寰主编：《亚欧封建经济形态的比较研究》，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5]刘明翰主编：《欧洲文艺复兴史》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6]有关论文参见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世界历史》《历史研究》等刊物和朱寰：《学思录》，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
[7]参见于可：《关于马丁·路德评价的几个问题——纪念马丁·路德诞生500周年》，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2期，《新华文摘》1984年第2期。又见于可主编：《当代基督新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
[8]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的国家，历来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地方性政权。高句丽并非高丽，不能同王建（936）所建立的王氏高丽王朝相混淆。
[9]刘凤鸣：《山东半岛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10]参见张象：《论古丝绸之路对现实的启示》，《安徽史学》2018年第3期。
[11]马骏骐：《碰撞、交流：中外文化交流的轨迹和特点》，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