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史学科突飞猛进的年代（1978年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飞速发展，政治环境稳定宽松，世界史学科教学研究呈现突飞猛进的新局面。这一时期，有四代学人在为世界史学科的建设而奋斗，除上述二代学人外，又增添了恢复高考后成长起来的大学生、研究生第三代学人和21世纪毕业的第四代学人。这一时期的主力是第二、三代学人。

1979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国世界史学科新规划工作会议。这是学科发展的一个新起点。为迎接学科的春天，会上提出了诸多新的理念、规划和课题。例如，吴玉廑先生提出了曾被忽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即：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世界史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他主张世界史不仅要纵向表现人类社会的演变，还要横向表现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会后，他在诸多论著中阐述了此理论。

在以陈翰笙为首的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的努力推动下，全国各地先后建立了10多个世界史学研究会，对促进学科的交流和工作的组织起到了积极作用。[9]各学会建立后首先面临的工作是“拨乱反正”，清理以往“极左”思潮和苏联世界史体系的不良影响。“极左”思潮的不良影响主要是：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过分突出政治史、革命史，忽视经济史、文化史；受“路线斗争”的影响，对人物、制度、事件的评价有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倾向。苏联世界史体系的不良影响主要表现是：苏联史学教条主义作用在历史分期上的“一刀切”、对社会性质表达绝对化以及一些大国主义曲解历史的现象。为了克服这些问题，20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世界通史和断代史著作有数十种之多，这些著作中有的一直在修改使用。[10]其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吴于塵、齐世荣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94年），[11]该著作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史学史上第一次切实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学理论，从体系上落实了人类社会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这在国际史学界也是独树一帜的。另外，该著作还摒弃了“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的陈规陋习，将现代史和当代史专设两卷，这样的比例安排在国际学界也是少见的，特别是现、当代卷中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新概念。[12]

随着20世纪的终结和新世纪的到来，为适应新的形势，齐世荣先生又主编了4卷本《世界通史》，并与廖学盛共同主编了《20世纪历史巨变》。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世界历史》总编委会主编了18卷38册的《世界历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2012年）。不少第一代老学者，如蒋孟引、吴廷璆、刘绪贻、杨生茂、杨仁俊、张芝联等，将过去得不到出版的成果作为国别史专著出版，在他们的带动下，大批国别、地区史专著不断涌现。[13]在国际关系史方面，除各种简编著作问世以便教学外，还有10卷本的综合性著作《国际关系史》出版，此时期的著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及某大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有相当的深度，并且也开始了国际关系理论问题的研究。[14]在经济史方面，新的成果是对现代化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从全球综述到国别论述都有新著出版。[15]在文化史方面，中外文化交流史是我国学者已往的强项，现有新著更能达到世界水平；[16]现当代世界文化史在中外教科书中都是薄弱环节，现也开始探索总结成书。[17]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的空白领域开始逐渐被填补，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史学理论和外国史学史的研究。[18]在全世界史学界也属新兴领域的生态环境史在我国也开始起步了。[19]此外，世界史研究缺乏工具书的状况也得到了改善。[20]

据不完全统计，2001—2005年国内发表的世界史论文3500余篇，出版专著500余部，[21]但其中涉及非洲史的论文相当的少，仅有寥寥几篇。这种严重不平衡的现象，是一门学科处于幼年时期的正常状态。引文资料的来源80—90％是英文书刊，甚至研究俄、法和西班牙语区问题的论文也都使用英文资料，至于论题内容多为史实的重述及国外情况的介绍，综合性、理论性的论题极少，这反映了多数研究者的功底尚薄，也可以说在世界史学科取得辉煌成就的背后，仍存在着幼稚和基础薄弱的问题。我国第一代世界史学者齐世荣教授，自1979年以来一直是学科带头人，他既了解我国史学界的过去，也了解现在。他认为我国的世界史学“从总体上讲水平还不够高”，还需要经过几十年的基本建设，才能进入真正的“发展时期”。[22]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估计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