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我国学界对世界近代史体系的新思考
改革开放后，我国史学界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不仅清除极“左”路线的干扰，而且对以往“学苏联”的负面影响也进行了清理。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许多中国学者有机会出国留学、访问，许多国外同行也能来华讲学。史学家们冲破了长期束缚自身思想的教条主义说教，走出误区，突破禁区，广开思路，大胆探索。
在世界近代史学界，首先考虑的是走出“五段论”模式重构世界近代史体系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世界史体系将苏联史学界的“五段论”（即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视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而不敢突破，并承袭这一理论作出了历史分期：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为世界古代史（或称上古）时期，封建社会为世界中世纪史（或称中古）时期，资本主义社会为世界近代史时期，共产主义（含社会主义）社会为现当代史时期。“五段论”的划分法还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主线，以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为界标。这种指导思想的绝对化导致史学家思维模式的定向化和研究方法的僵化。
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荣渠和其他教授在探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和世界历史的演变过程时发现“五段论”的提法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这个序列是各种生产方式演进的‘逻辑公式’，它们之间具有‘一个产生一个’的历史必然性；更没有说每个民族都按这个序列循序上升。”[8]袁林先生指出，这种“五段论”有两个逻辑缺陷：其一，违反了概念划分中每一次划分应当使用同一个划分标准的原则；其二，违反了概念划分中各子项必须穷尽母项的规则，误将各社会形态间的对立（反对）关系视为矛盾关系，忽视了他们之间中间类型或过渡时期的存在。[9]
从1978年起，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就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观提出世界史在讲述社会纵向发展的同时还要考虑从分散到整体的横向发展。根据这一思路，刘祚昌、王觉非主编了6卷本《世界史·近代史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该书以公元1500—1900年为期，讲述这一时期世界历史演进、嬗变的整个过程，这是我国世界近代史体系构架的一个创新。该体系从宏观的视角考察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是如何打破隔绝状态，最后形成一个互相倚仗、互相影响的整体。该体系把这一过程分为四步：第一步是地理大发现打破了世界彼此隔绝的状态，实现了彼此之间的直接接触；第二步是由于西欧国家的海外扩张和海外殖民地的建立，到1760年前后欧洲与这些殖民地之间已形成密切的经济关系，世界各地区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第三步是由于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至1850—1870年间，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世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继续加强；第四步是1871年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形成，导致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资本主义势力伸到世界各个角落，到19世纪末，世界已形成为一个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整体。
刘宗绪在1986年主编的《世界近代史》教材致力于走出史学研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而代之以生产力发展为主线构建世界近代史的新体系。1991年，他再次主编出版《世界近代史》，将其理论系统地贯彻于新的教材体系中，令世界史工作者耳目一新。该书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准，以工业化为主线，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来编排章节纲目。他界定：“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确立、发展和基本定型时期的历史。正是在近代时期，资本主义制度逐步取代封建制度，又经过自身的发展，终于形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整个世界就是在这个体系之下连成一气，并且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基本定型之时，也就是世界近代史结束的标志。”他的新版《世界近代史》将400余年近代世界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时代（16世纪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经济在一切领域中猛烈冲击着封建的自然经济所有制。领主和农民出卖土地增多，散布在城市和农村的手工工场，破坏传统的宗法制度，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但是，手工工场的生产能力还不足以改造整个社会，更谈不上改造全世界。(https://www.daowen.com)
第二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工业资本主义（19世纪初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率先开始，法、美、德、俄等国相继展开并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确立起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资本主义呈现稳定和发展。
第三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继续征服世界等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以科学为基础的追求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经济模式和垄断组织的出现，表明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已基本定型。
以往的《世界近代史》体系以1871年为界划分为两大段，理论依据是1915年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说的：“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此后“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10]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在《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中肯定地说：“我们认为把近代史分为三部分，是适当的。”即：第一部分，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以前，是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里胜利和确立的时期；第二部分，从1870年普法战争和随后的巴黎公社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帝国主义大战的结束；第三部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目前（1934）的时期，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帝国主义时期，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期。[11]斯大林的话被当做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经典反复引用，苏联多次重编世界近代史教材，开端时间虽有变化，但时段分期没有变。我国陆续编撰出版的世界近代史教材也基本遵照这一基调，即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由产生、发展走向死亡”或“衰亡”“衰落”的历史。上限是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下限是1917年十月革命。其间，以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后一时期是资本主义开始衰亡、变成反动阶级的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史学工作者对“衰亡论”提出了质疑，大家根据历史事实，发表研究成果，还原历史真实。赵士国认为：“纵观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继续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时期，是加速工业化、现代化、‘不发达走向发达’的百年，‘是帝国主义的百年’。在这100余年里，经历了两次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有科学技术所引起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资本主义世界至今仍然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局面。”[12]针对“垄断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不少学者认为，垄断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体现了优胜劣汰、以先进改造落后的进步趋向。企业大了，不仅资金充实，更利于技术的改造，而且在管理上也会更讲究科学，超大型企业更有条件设立自己的科研机构和信息网络。进入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仍在继续发展，自我调整，纠正和克服着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端，显示它新的活力，故而应该否定“衰亡论”。
通史的综合必须建立在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没有这些研究，作为综合学科的世界近代史不可能有新的水平。为此，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学者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涌现不少佳作，为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善创造了条件。[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