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文明史研究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国内外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历史学家们对上古史的研究又提出了诸多新问题。
1.上古文明发展的多样性问题
上古文明的发展是多样的，按其扩展情况而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一，属于主体内向型的中国文明。由于中国所处地理环境有大洋、荒漠、高山环绕，与中亚、南亚、漠北地区相阻，呈现出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状态，因而在其影响范围内产生了明显的内向型。中原文明对“戎”“狄”“蛮”“夷”等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使他们都向中原文明靠拢。靠拢的方式不论是战争还是迁移，其结构都是接受以中原文明为主体的先进文明的影响和同化，从而使中原文明得到了不断的扩展。其二，属于多元重叠型的西亚、南亚、埃及大片文明区。这一文明区的地域广袤，地形多样，高山草原、沙漠河谷交错其间。众多民族迁移到这一地区并分别立国，创造出多元的文化。有时由于军事力量的变化，往往通过武力征服，建立一种军事行政联合的大帝国。由于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些大帝国的统治难于持久。新的帝国崛起后又重新占领先前帝国的部分或全部版图，形成霸国迭起（亚述、新巴比伦、赫梯、新王国埃及、波斯、塞琉古、托勒密、安息等）、重叠统治的现象。大帝国的建立也促进了其统治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使多元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其三，属于外向辐射型的地中海世界。地中海浑然一体的海域和四通八达的海上交通，有利于各地之间的联系。而其沿岸的陆地和半岛多由山脉纵横分割，不利于内向统一。腓尼基、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迦太基等地繁盛的海外贸易、辐射式的海外殖民以及后来的希腊化、罗马化过程，就是这一情况的具体体现。
2.上古时代人类精神觉醒的问题
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中国、印度、希腊都呈现出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局面。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将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期”，他认为这一时期出现了人类精神的觉醒，这一时期不仅构成了上古历史的十分重要的内容，而且对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1]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期研究对我们认识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历程很有启发意义，然而他并没有探讨中国、印度和希腊三个地区的上古文明在轴心时期精神变革的具体内容。他的“轴心时期”理论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和猜测成分。雅斯贝斯只是提出了问题，却没有论证问题。
中国学者刘家和教授在《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一文中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他首先界定了轴心时期古代人类精神觉醒的内涵，认为所谓人类精神觉醒乃是指人类经过对自身存在的反省而达到的一种精神上的自觉，它包括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一是人类经过对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对外界的自觉；二是人类经过对人与人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内部结构的自觉；三是人类经过对以上两方面反省的概括，进而对人的本质或人性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的精神的自觉。刘教授在分析这次人类精神觉醒发生的历史条件之后，论证了人类精神觉醒在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具体表现和特点，指出了在探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印度形成了宗教研究的传统，希腊形成了科学研究的传统，中国则形成了人文研究的传统；在论析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印度佛教主张无差别的平等，古希腊学者揭示出人类平等中的内在矛盾，而中国儒家则以具有礼的形式的仁使现实中有差别的人同一起来；在研究人性的问题上，印度把人理解为宗教的动物，希腊和中国则分别把人理解为政治动物和伦理动物。[22]
3.社会改革与上古文明社会发展的问题
（1）社会改革的历史必然性问题。纵观人类发展史，当一种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发展的促进者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束缚者时，便会导致社会革命，从而使社会形态发生质变。一种社会形态在存在和发展中不断产生矛盾，而社会改革（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便是解决种种矛盾的必然途径。社会改革是当权者对既定的社会制度所进行的调整，它与社会革命不同，它并不推翻现存的根本制度，只是对现存制度加以改善，进行调整，使之适应时代的变化。
（2）上古国家社会改革的范例。①雅典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改革：公元前594—591年的梭伦改革；公元前541—527年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时期的改革；公元前509或508年的克里斯梯尼的改革。这些改革促使雅典国家最后形成，民主政治确立，为公元前5世纪雅典全盛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②罗马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改革：公元前578—534年发生的塞尔维乌斯改革，确立了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加强了罗马国家的军事力量，对罗马日后的扩张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③罗马共和时期早期的一系列改革：从公元前509年至公元前3世纪初的二百年间，罗马出现了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公布了一系列法案，有十二铜表法、坎努利亚法案、李锡尼·塞克斯都法案、波特利安法案、霍腾西阿法案等，这些法案提高了平民的地位，从而扩大了罗马城邦的社会基础，为罗马城邦进入全盛时期创造了条件。④罗马共和时期后期的改革：公元前133—121年发生的格拉古兄弟改革，从单纯的土地立法发展为广泛的改革运动，冲击了豪门贵族的统治，提出了罗马国家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对罗马社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⑤上古中国发生的重大改革：春秋时期促使齐国兴起的管仲改革；战国时期使魏国成为强国的李悝变法；战国时期为秦国国家富强奠定基础的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沿袭汉制，移风易俗，促进民族融合的改革。
（3）社会改革实践过程的轨迹问题。每次改革通常是由当权者自上而下发动，但成功的改革，终归离不开自下而上的呼声与支持，因此重大的改革必是全社会的互动。改革的发动者起着审时度势、运用策略制定法案的领导作用，广大群众则发挥着推动的作用。每次改革都要除旧布新，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与反抗。每次社会改革，都不会一帆风顺，都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斗争。在改革过程中有时会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以至有些改革的领导者惨遭杀害，罗马史上的格拉古兄弟，中国史上的商鞅，就为推行改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改革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社会斗争，在罗马共和时代早期的改革中，罗马平民曾发动多次大规模的撤离运动，他们用这种方式迫使贵族让步。
（4）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广泛落实，探讨古代丝绸之路的缘起、发展及作用，也将成为史学研究的新课题。
[1]阎宗临：《李维史学研究》，《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丛刊（创刊号）》1946年。
[2]有关学术进展可参阅：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http：//www.cawhi.com/。
[3]关于对这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理解，详见胡庆钧、廖学盛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一书。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6页。
[6]《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29页。
[7]雷海宗：《世界史分期与上古史中的一些问题》，《历史教学》1957年第7期。
[8]胡钟达：《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9]胡钟达：《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页。
[11]郭小凌：《古代世界的奴隶制与近现代人的诠释》，《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
[12]廖学盛：《关于奴隶占有制社会的一些思考》，《史学理论》1988年第1期。
[13]廖学盛：《更深入的研究“奴隶”与“农奴”的区别》，《史学月刊》1997年第7期。
[14]周怡天：《关于黑劳士的阶级属性与农奴制的历史起源问题》，《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15]林志纯：《世界上古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29页。
[16]林志纯：《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的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林志纯：《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17]林志纯：《中西古典引论》，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
[18]廖学盛：《试论城邦的历史地位和结构》，《世界历史》1986年第6期。
[19]陈隆波：《城市、城邦和西亚、北非的早期国家》，《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
[20]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06—219、321—328页。
[21]卡尔·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
[22]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571—5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