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的精神文明与宗教概况

社会文明的结构包括三个部分，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物质文明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精神文明发展所依赖的物质条件。精神文明是人类精神现象中的积极因素，包括人类改造主客观世界的积极成果，人类意识形态中的理想、观念、成果、思潮以及各种载体。在社会文明的结构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最根本的，两者相比，物质文明更为重要，但精神文明并非跟在物质文明之后亦步亦趋，它有时具有超前性，如在资本主义制度尚未确立的封建时代晚期，便有空想社会主义的名著《乌托邦》和《太阳城》问世；闵采尔和康帕内拉等人的观点和主张，也是精神文明这一特点的体现。制度文明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等诸多方面，它既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又存在于精神生产领域，有时表现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联系的中介。

精神文明的核心是人类在改造世界中形成的精神生产的肯定性成果，即人类精神觉醒的表现和成就。不同时期的精神文明，有不同的主张和重点。封建时代的精神文明是在封建的生产方式和封建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封建时代有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精神文明，也有广大农民和劳动群众的精神文明。后者虽然并不系统，但是却不断发展。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中外史实概不例外。精神文明的终极追求主要在三个方面，即：人类自身的全面解放与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碰撞与协调、人对自然的认识、改造及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自古以来，科技就是精神文明的第一要素，是社会的第一生产力，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主要动力。思潮、文化教育以及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等是精神文明的成果，而各项文教事业的设施、机构（如学校、博物馆、图书馆等）则是精神文明的表现和载体。人们的心理、思想、道德、风尚、信念等均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封建时代不同阶段中，精神文明发展的状况和规律怎样？精神文明发展过程中有哪些经验教训？有哪些思想家、理论家？他们的观点和著述如何？这些都是应着重探讨的问题。中世纪各国、各地区精神文明的主要共同点是：由于封建主阶级处于统治地位，他们为了发展地主阶级的精神文明、维护封建制度，而把封建秩序说成天经地义，给封建压榨蒙上了“神赐的灵光”。

封建时代是世界上各个宗教最活跃、传播最广的时期。在封建时代，凡是对各国占统治地位的教会、教派产生不满或反对情绪，或是触犯了宗教教条的人，都被斥之为异端或“邪教”。在异端中又分为许多教派，他们反对封建正统教会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欧洲的阿尔比派（包括华尔多派和纯洁派）、以多里奇诺为首的“使徒兄弟派”、以约翰·保尔为代表的“罗拉德派”及胡斯派等，中国的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以张鲁为代表的“五斗米道”以及明代的白莲教等，都是异端中的教派。大量史实证明，利用民间流行的宗教作为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具，在亚非多次大规模的反封建斗争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中世纪精神文明的地区分布，按思想、宗教和风尚等可划分为：以儒学为主的中国儒、道、释文明；以佛教为重点的东亚和东南亚文明；遍及东西欧的基督教文明（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方俄罗斯与拜占庭东正教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阿拉伯文明是埃及、伊朗、阿拉伯、叙利亚文明的总称）；美洲的印第安文明。封建时代精神文明的特征是：多元、多线发展，地域性强，宗教因素作用大，15—16世纪是其发展变化的转折点。在中国封建时代，以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为代表的，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为目的儒学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在欧洲封建时代，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基督教的名著都在鼓吹封建等级制是上帝的安排、教皇是上帝的代表等；在西亚和北非，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盛行，其以《古兰经》为经典依据，最高的、唯一的信仰是真主安拉。

15—16世纪，文艺复兴、新航路的开辟、宗教改革和自然科学新纪元的开端，这些划时代的事件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变化的里程碑。

以上这些问题一直是国内外中世纪史学界关注的重点。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不少有关文艺复兴问题的论文和专著，其中较突出的是刘明翰主编的《欧洲文艺复兴史》12卷，该书不仅论述了文艺复兴的总特点和在各国的表现，而且对文艺复兴前后的中西方国家进行了比较，对该课题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也进行了论述。[5]对新航路开辟的研究，朱寰教授与严中平先生在《世界历史》等刊物上的论战颇具影响力。朱寰教授认为，应该给予哥伦布历史性的评价，不能简单地将他视为“殖民主义海盗”，还应该看到他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对天主教世界观的打击、对世界各地文化的交流都起到过积极的作用。[6]在宗教改革研究方面，南开大学的于可教授从国外获得有关马丁·路德文集的一手材料，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他认为马丁·路德不仅是一位划时代的宗教改革家和实践家，还是早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家和爱国者，并不是农民战争的“叛徒”。[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