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理念的拨乱反正与更新

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拨乱反正、更新理念，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各学科都在进行的工作。对世界现代史学科来说，有两方面工作要反思。一是苏联现代史学的影响问题，二是林彪“四人帮”在国际问题上的极“左”思潮对学科的影响。从1979年世界现代史学会召开的第一届学术讨论会和编选的我国第一本《世界现代史论文集》开始，这项工作就开始了。关于“学苏联”问题，多数意见认为20世纪50年代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只有苏联有较完整的世界现代史，而且是努力用马列主义解释问题，重视人民群众和被压迫民族的历史作用，力求探讨历史规律。对于苏联现代史著作中的教条主义、大国主义、繁琐哲学、国别史罗列的“切豆腐块”体例等弊端，当时国内学者已有觉察并做了一些改变。由于那时除苏联参考书外别无其他，故很难摆脱其体系和内容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论战开始，大家在教学中也开始注意分辨苏联史学的影响问题。如果将这一时期我国的世界现代史教研简单地都归结为“学苏联的一套”则是不准确的。

笔者从1962年起从事世界现代史教学工作，1978年后仍然继续，并在研究会从事一些负责工作。笔者在参与学界拨乱反正讨论后，经过前后对比，深感我国世界现代史的教研工作在学术理念上有如下几方面的更新：

其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重新审视。“四人帮”炮制了一种时代观：“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因此，要求讲授西方国家的现代史要尽量多讲其危机与腐朽，资本主义像似“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但改革开放后，面对西方世界的现实，此论不批自灭。随之而来的是如何解读现代资本主义的诸多新发展、新问题。例如，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滞胀等问题都有了新的论证。[10]

其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成长重新审视。“四人帮”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炮制“全球一片红”的神话，并在报刊大肆宣传“世界革命”和“速胜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我们重新认识我国与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一把新钥匙。于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理论重新受到重视。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如何解读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的改革，便成为新的热点课题。天津的张义德老师、北京的陈之华老师曾领先这方面问题的探讨。[11]

其三，对国际关系与世界态势走向的重新审视。林彪“四人帮”曾大肆宣扬“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大搞“深挖洞”“备战备荒”活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从国际态势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使世界现代史研究者也重新审视“冷战”与东西南北的国际关系问题。[12]

其四，首次将科技发展和如何现代化的问题确定为世界现代史教学与研究的重点。“四人帮”曾大肆批判“唯生产力论”。改革开放后，召开科学大会提出在现代时期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技界最先论及此问题。[13]史学界也非常重视该问题。天津与武汉等地的现、当代世界史学会举办“科技发展与现代社会”的学术讨论会。[14]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多种现代史教材都尽量在书后加一章“科技史知识”。[15]但由于这方面的基础太弱，研究太差，很难见到成效。与科技问题相联系，现代化问题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北京大学罗荣渠先生的开拓性研究颇有影响，得到普遍赞同。[16]

其五，首次强调世界现代史必须要有世界现代文化的内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使近现代历史教学只重视政治而轻视文化，现代革命史、国际共运史一度取代近现代史的教研活动。南开大学的现代史教师们在1979年第一届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上就著文强调世界现代史必须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反映，他们写道：“经济是历史的骨骼，政治是历史的血肉，文化艺术是历史的灵魂。如果我们要把历史写得全面而深刻，丰富而生动，这些方面不可缺一。”[17]问题提出后获得了普遍的赞同，但落实起来是很困难的，因为学科的基础太差。笔者曾负责天津和华北地区世界史学科研究会的工作，为此组织会友进行研究，有一些初步成果。[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