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后期的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后的历史新征兆，世界整体化走向形成
19世纪最后30年，西方各国没有发生任何革命，处在和平发展时期。正是在这段时期里，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继续征服世界等方面，都得到了巨大发展。为这一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仅仅依靠延长工时和扩大生产规模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这就必须依靠科技投入。19世纪自然科学研究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就，为经济发展的这个要求提供了科学基础。化学中原子论、元素周期表、人工合成有机化合物等新成就，物理学中电磁、X射线、放射性等的发现，都是创造性的突破性成果。这些成就开辟了科学研究的新领域，冲击着经典物理学的某些传统定律，为以相对论和量子论为标志的现代物理学开了路。其中，电学的发展更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新的发明创造不断涌现出来，直接应用到生产上，便促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次工业革命的一个突出成果是电气工业的建立与发展，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了电气时代。另一个突出成果是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它引起了一场交通革命，缩短了世界各地的距离。第三个突出成果是化学工业的大发展，不仅发明了生产纯碱、硫酸两大基本原料的新方法，而且以煤焦油综合利用为条件促进了有机化学工业的发展，还发展了人造化学工业。化学工业还使火药制造技术大为改进，并且推进了对一些传统工业部门特别是钢铁工业的技术革新与改造。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于少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使它们的工业迅速转变为以科技投入作为首要因素的新模式。1900年，美、德、英、法四国的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72％，生动地证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
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尤其是电气工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学工业等新型工业的建立与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调整。生产关系必然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使垄断组织应运而生。垄断组织的形式有多种，最典型的是若干企业在产业和经营权上的联合，形成系列化的生产与销售体系，实行科学的统一管理。显然，这是一种新的经济联合体，是超大型企业或企业群，与以往的独家企业大为不同。垄断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以科学技术为依托，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要竞争手段，以垄断为生产组织形式的经济模式，实际上就是现代经济的模式。进入垄断阶段是资本主义走向成熟的表现。
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远比第一次要大得多。首先，科技应用日益广泛，甚至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如电器的使用。这就对普通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些国家推行初等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随着文化程度提高而来的是人的素质和思考能力的提高。于是，公民参与意识和对人的价值与地位的认识明显加强了。其次，伴随垄断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分野更加明显，垄断集团、非垄断的中小企业、农业群体、人数骤增的工人阶级、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各有愿望与要求，既互有矛盾又相互依赖。这就使社会矛盾趋于复杂，政治见解也异彩纷呈。
上述情况对国家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去传统的捍卫国土与主权、对外扩张和镇压内部反抗之外，国家职能还需要在管理经济、调节社会各种矛盾方面发挥作用，制定政策。在调节矛盾方面，从当时美、德、英、法、俄、日等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来看，采取的方式是大不相同的。美、英、法基本上采用的是政治民主化的方式，德、俄、日则是专制主义方式。民主政治的表现主要是实行政党政治、开放公民参与和广泛的新闻自由、健全代议制度、定期选举、自由竞选、胜者执政，这就为各类利益集团和公民个人提供了经常发表政见和表达意愿的机会和场合，不致酿成动乱，保持了社会稳定。专制主义道路则表现为执政者以官方意志强加于全社会，以高压手段维持局势的稳定，限制公民的自由。
调节矛盾采取方式上的巨大差异是由各国国情不同所造成的。美、英、法都是经由一场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对封建制度和古老传统的改造比较彻底，也使普通群众经受了革命洗礼，人权自由、民主参与的意识较为深入人心。而德、俄、日是通过改革或上层的革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民众的传统观念也较少得以改变。政治民主的模式实际上已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模式。而专制主义模式只能得逞于一时，它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推行，而且能够促成经济快速发展，但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
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级过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最终确立。19世纪末期，列强召开柏林会议商讨瓜分世界问题，整个世界几乎都处在资本主义统治或控制之下。与此同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将“剩余资本”输出国外，在殖民地开办企业或采取贷款食利并攫取特权的方式。这就加快了世界的资本主义化，并形成一种世界经济，即有着内在有机联系的世界性的经济格局。
在意识形态领域，由于资产阶级已取得完全的统治地位，更看重稳定秩序，所以宣传稳定、渐进、强化秩序和加强竞争的各种思潮盛行起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等成为一种时尚。曾一度盛行的叔本华的带有某些悲观色彩的反理性学说则黯淡下来。赞美资本主义制度的奥地利学派与历史学派的经济学说也颇为流行。(https://www.daowen.com)
这一时期，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也发生了不少变化。随着新经济模式的形成，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改善，就业人数也大幅增加。另外，当年流血牺牲去争取的选举权、集会结社权、罢工权利等政治权利，此时随着各国政府的改革，大多已经实现。基于条件的改变，工人运动那些往昔的特点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大量建立；合法斗争发展，积极参加议会选举，利用议会讲坛；经济斗争成为主要方式，以争取8小时工作制为首要口号的各种要求成为罢工斗争的主要目标；多次合法斗争、经济斗争取得了胜利或争得了较大程度的成果。如此等等。工人阶级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公认的一支力量。
社会主义思想也在起变化。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与传播，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被译成10种语言广泛发行。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领袖成长起来，成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骨干力量，如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拉法格等。俄国则有列宁结合国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西欧的一些社会主义者鉴于形势与条件的变化，开始阐述了一种稳健、渐进、温和的主张，先是以英国的费边主义为代表，后来在西欧、北美大为流行。德国的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理论、法国可能派的主张等，都是这一思潮的典型表现。这一思潮着重宣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接受和运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传统；重视在现实中能够争取到的实际成果以改善工人状况，但忽视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如此等等。这一思潮中有许多荒谬的东西，也有不少正确的观点。当时，接受这种宣传的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占多数。
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运动有了较大发展。列强资本输出所建立的一批近代企业，破坏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自然经济，造成大批人家破人亡，并掠走了巨额财富。然而，列强资本在当地又是新鲜事物，远比传统手工业先进和优越。这些企业雇佣的工人，成为当地最早诞生的产业工人。于是，仿效这一模式的当地企业也开始兴办，从而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根源于此，民族运动也开始向新的类型转化。新型民族运动就是指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运动，运动摆脱旧的模式，提出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造社会、独立自强的纲领。亚洲的觉醒，拉美墨西哥、古巴的革命，埃及的抗英斗争，都具有这种性质。但是旧式的运动仍然在继续，非洲大部分地区就是如此，亚洲的朝鲜等地也是如此。这种新旧并存的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不会太久。
19世纪最后年代的世界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与矛盾的涌现，也发生了大的变化。非理性主义哲学出现了，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盛行，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制造理论。发端于1871—1874年间在哈佛大学所建立的“形而上学俱乐部”的实用主义哲学开始流传世界，它宣扬“能满足我的需要”就是真理。在文学艺术领域，批判现实主义潮流兴起了。法国的司汤达、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美国的德莱赛等都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在美术领域，印象主义画派的兴起也具有代表意义。他们在取材上不再以历史或宗教题材为主，而是注重下层社会普通民众的生活与自然风光，在手法上重视光和色的作用。莫奈的画作《日出·印象》震动艺术界，印象主义由此得名，其理念也影响了诸多艺术领域。
从整个国际形势来看，尽管资本主义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进入成熟阶段，但是经济的巨大发展也带来了生产过剩和产生销售危机的难题。于是，争夺市场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争斗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20世纪，世界整体化形成了。[8]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5页。
[3]这里用“进入”电气时代，是因为电气时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近代时期只是它的早期阶段。
[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5页。
[5]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通常被译为“专制君主制”。但是这易于与东方国家的皇权专制主义相混淆，并忽视西欧绝对君主制在向资本主义转变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的特定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它时，也使用“绝对主义”的提法，以区别于东方帝国的专制主义（Despotism）。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7页。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68、70页。
[8]张象对此文有多处修改补充，刘先生仙逝前曾几次致信希望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