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2：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
张象
人类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的进程已经发展到今天的走向全球化阶段。为适应这一形势，我国政府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略及“一带一路”的倡议。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发展。为贯彻这一方针，我们世界史学科必须要有创新。特别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要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须要有发达的自然科学和繁荣的社会科学。繁荣的表现是要有大量的能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并能促进它发展的创新成果涌现。”[1]笔者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50余年，对本学科创新的问题有如下看法。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学术指导
这样的表述，似乎是老生常谈，其实不然。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我国与国际上都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后，由于我们要对外交流、走出国门，便大量引进与翻译西方盛行的学术理论与专著。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举措。但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特别是青年学人，放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运用，甚至全然接受西方的学术理念。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对马克思主义有“真懂假懂”和“真信假信”的问题，他强调“要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于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2]
当前在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中贯彻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贯彻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整体史观。世界历史有纵向地社会演变过程，也有横向地从分散到整体的演变过程。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有关于这一思想的阐述，但长期以来，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革命首先面临的是夺权、阶级斗争及改变现存社会政治的问题，因此在历史著作中通常主要讲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而对横向发展问题讲述很不够。随着世界的日益全球化，对马、恩的世界史理论应当全面地去认识与学习。至于如何将这一理论用于历史研究之中还是新问题。
必须看到的是，现阶段西方学界盛行“全球视野论”。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世界史观，既有诸多共同之处，也有本质的不同。20世纪50年代后期，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提出了“全球史观”，20世纪70年代得到广泛的认同，涌现出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等代表作。进而到2000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向世界各国史学家提出了《全球史：概念与方法》的研究课题。此后历届大会都建议史学研究用全球视野探讨问题。这种背离传统的“西欧中心论”的历史思潮，受到我国学者的欢迎与关注是正常的。
西方这种“全球史观”的理论基础是“比较文化形态学”。麦克尼尔的《世界史》最初书名是《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表示它与“比较文化形态学”创始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脉相承。他还崇拜另一位“比较文化形态学”大师汤因比，为他写传记。“比较文化形态学”将世界文化归为几大类型并进行比较，评出“优等”和“劣等”。虽然它有全球视野，不同于“西欧中心论”的历史著作，但“比较”最后的结论仍然是“西方优越”，应当领导世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虽然写到东方，但其中带有偏见性的描述，与“西欧中心论”的著作仍有同功之效。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整体化史观，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它也重视文化上层建筑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更重视经济基础对社会演变的决定性作用。它认为人民大众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新的以世界整体化史观编著的世界历史正在探索中。我们虽然注意借鉴西方“全球史观”的论著，但决不能照搬。
二、要把促进教学改革摆在第一位
习近平同志认为社会科学与文学艺术一样，也要把“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摆在第一位。他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3]就世界史学科的创新而言，应该将教学改革与相关研究提升到首位。世界史与中国史学科的任务有所不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居民对世界的认识有局限性。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提出这一问题，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接见非洲外宾时又坦然承认：“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4]当时毛泽东就要求学界多搞些面向大众的读物。今天世界走向全球化，中国改革开放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大批走向世界。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和广大国民，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关心世界的全貌。为了把握今天，必须了解昨天，以便自觉地走向明天。所以为了人民的迫切需要，世界史，尤其是世界现代史的各层次教学与普及工作应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有现实意义。
搞好世界史教研工作的关键是要加强综合性研究，这是世界史研究与国别史和专题研究的主要区别。它需要跨国家、跨民族，从全球视野进行分析。综合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各国共有的现象进行综合分析；一是将某国仅有的事件、人物放在世界的潮流中，用全球视野进行综合分析、评述。两者的共同目的，是找出具有世界意义的认识规律。不能满足于专题论文和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细节固然需要了解，但总画面更需要让人们清楚。否则，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5]
加强世界史教学的另一个关键是编好教材。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并强调我们的教材体系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6]我国世界史学科的教材建设任重而道远。尽管有了国家级统编教材，但如果从当代读者的阅读需求考虑，还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有适应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文化水平读者需求的多种版本的教材，要支持真正来自于教学实践的、富有特色的教材出版。教材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除文字版外，电子版、音像版教材也需要大力发展。
教研改革不仅需要教师的努力，还需要体制的改革与之相配合。诸如：教研成果的评估制度、职务晋升制度、科研项目的规划、书刊出版的标准等，这些都直接影响学科的创新。
三、“认真传承，不忘初心”是学科创新的又一前提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发展，都需要集前人之大成，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首先“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7]世界史学科作为我国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其创新也必须认真考虑继承问题。
在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发展史中有一段经历不应该被忽视。这就是新中国建立前后从“西洋史”到“世界史”的转变。这不是简单的名称变化，而是一场“去殖民化”的大变革。这里我用南开大学的情况来说明。抗日战争期间，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曾是中国文化中心之一。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清华的历史系负责人及部分教师调至南开，使南开大学历史系成为“小西南联大”。当时老师同学们注重“去殖民化”的学科创新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其一是革新精神。积极革新自身旧理念，认真学习马列主义。鸦片战争后，中国经受百余年的半殖民地化，导致社会文化风气是一切都是“洋”的好。要学外国史也就得学“西洋史”。建国初期，世界史学科的权威学者多数为“海归派”。例如，南开大学的杨生茂先生就曾留学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研究美国外交史。杨先生1947年应聘至南开大学，承担“西洋通史”教学，他当时就对西洋通史课的殖民地气息很不满。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教改从学习马列著作做起，开设《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课程，并赴党校学习，参与中学教材《西洋史》的改造工作。经几年教学实践之后，杨先生参加了周一良、吴玉廑主持的世界通史编撰工作并担任《世界近代史》分册的主编，他在编写中十分注意贯彻马列主义历史观。
又如，雷海宗先生曾任南京中央大学与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52年调至南开大学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他曾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是斯宾格勒比较文化史观在华的主要传播者。新中国成立后，雷先生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按照他的说法是感到“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我好似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他在《历史教学》上连续发表文章呼吁：“在我们的世界史课本中就必须考虑亚洲各国所当占有的恰如其分的地位。这对于培养学生世界范围地看世界问题，而不是欧美中心地看世界问题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8]他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完全抛弃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观点，写出了《世界上古史讲义》，作为教育部第一批交流讲义，在全国高校传阅。
再如，时任南开大学世界现代史专职教师的梁卓生先生，他曾留学美国研究国际政治，学了俄文。新中国成立后，在“冷战”对立的严峻形势下，回到祖国。为了搞好世界现代史课的教学，梁先生到外交学院参加苏联专家库达科夫主讲的“现代国际关系史”学习班。他对苏联专家的讲学并不完全满意。回到南开大学后，他把毛泽东思想引入教学。他发表了论文《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世界现代史教材编写工作的点滴体会》，[9]作为“海归派”，梁先生归国后的自我革新与探索精神是很难得的。
其二是开拓精神。为了去殖民化，创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必须要在其中开辟新的教研领域。“西洋史”以西欧为中心，研究领域是十分有限的，广大东方国家的历史被排除在外。1953年，教育部委托北大、南开历史系负责人起草历史专业的教学计划，将“亚洲史”（后改为“亚非史”）列为历史专业的基础课之一，这是创新之举。但要付诸实践，困难是很多的。南开大学吴廷璆先生的努力有了显著成绩。吴先生曾留学日本，研究日本史和中西方交通史，1949年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主讲日本史、朝鲜史和印度史。为了发展亚洲史教研，他不断网罗人才。当时在历史系执教原始社会史与考古学的黎国彬先生精通英、法等多种语言。吴先生便动员他开拓东南亚国家史的研究。1955年万隆会议后，为满足读者的需要，黎先生撰写了《印度尼西亚简史》（1957年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有关亚非国家的专著。1960年出现了“非洲年”，非洲的觉醒引起人们的关注，“亚洲各国史”课程随之扩大为“亚非史”。笔者当时是吴廷璆先生的研究生，在吴先生的建议下将学习方向从日本史转向了非洲史，并在吴先生的帮助下与北大的杨人楩先生取得了联系。当我得到杨先生草拟的中国第一份非洲史教学大纲时，心情十分的激动。杨人楩先生已是法国史专家，有不少专著，但为了人民的需要，他又开拓了新的学术领域，投身于非洲史的教研之中。
其三是协作精神。历史教研的“去殖民化”不仅体现在理念与课堂上，还应在著述中表现出来。如果没有读物给读者阅读，那就是空谈。而当时从事亚非拉教研工作的老师很少，单个人不可能完成此项重任。于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全体老师，在系领导的安排下，于1958—1960年集体编写出版了6本书：①《中国和阿拉伯人民友好关系史》；②《中东民族解放斗争简史》；③《中东民族解放运动大事年表》（1917—1958）；④《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斗争简史》；⑤《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斗争大事简记》；⑥《北非民族解放斗争简史》。青年教师与老教师的合作弥补了多项不足。中国史教师的参加对提高编写质量也有积极作用，例如杨志玖教授是元史专家，在他的参与下，中阿关系史的编写很有特色与质量。教师们不计个人名利，密切协作为了“去殖民化”。这种精神很值得称赞。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世界史研究领域中的创新历程为今天留下了诸多宝贵的经验。在世界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我们应当贯彻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9月5日“历史学”版，这里对个别文字有调整。）
[1]见《人民日报》2016年5月16日第1版。
[2]见《人民日报》2016年5月16日第1版。
[3]见《人民日报》2016年5月16日第1版。
[4]《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第465页。
[5]齐世荣：《编写一部简明的世界通史是时代的需要》，《世界历史》2008年增刊。
[6]见《人民日报》2016年5月16日第1版。
[7]见《人民日报》2016年5月16日第1版。
[8]见《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37页。
[9]梁卓生：《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世界现代史教材编写工作的点滴体会》，《历史教学》196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