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

1978年7月5日北京世界史所的王振德和侯成德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短文，将20世纪60年代初讨论过的“二战”起点问题重提出来，主张应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二次大战正式开始的标志。此举引发了热议，也引起了新时期世界现代史学界的第一场学术大讨论。大家之所以热情投入，是因为长期以来国际学界和舆论界谈到“二战”时，总把中国是东方主战场和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排除在外。起点问题有各种说法。除“三七说”与“三九说”之外，还有“三一说”“多起说”，特别是外交家宦乡提出了“过程说”，[36]颇有新意。起点问题的讨论必然要涉及战争的起源和性质问题。上海华东师大的李巨廉、潘人杰老师对传统的“二段论”提出批评，认为在西方从战争开始也有反法西斯性质。[37]要揭示起源问题必须研究法西斯主义，原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朱庭光先生主编的几部专著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38]谈到战争起源问题又不能不对战前西方各大国的绥靖政策进行研究，因为西方史学家们歪曲慕尼黑危机的真相。为了澄清事实，齐世荣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做了大量的工作。[39]此外，关于战前苏联外交，东方战线问题，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苏联战争初期失利问题，法国、波兰败亡原因问题，日本北进与南进战略问题，日苏中立条约问题及双方战略的转变问题，在发表的诸多论文和新专著中都有新的论述和评论。[40]关于充分阐述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新时期我国学者研究“二战”的重头戏，1980年刘思慕先生最先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纠正国外学者对中国抗战的片面评价。随后20年，国内有420余篇论文谈及此问题。1985年齐世荣撰写论文，在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宣读，受到国际史学界的重视。[41]关于“二战”期间国际关系的研究也出现一些力作。[42]姜桂石教授论战时盟国的经济关系，李铁城教授论联合国的建立，胡德坤教授论大战与世界发展模式的转换，都是颇有新意之作。[43]特别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集中了大量人力编写出5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充分体现了我国研究“二战”史的水平。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由张跃铭、蔡翔主编，70余位作者参加编写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第二次世界大战通鉴1937—1945》（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有314万字，可与国外出版的“二战”大型图书媲美，具有国际水平。近年来，我国学者为揭露“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略罪行出版了不少图书。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赵文亮教授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编写了一部大型文献学著作《二战研究在中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对了解中国学者对“二战”的研究情况十分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