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对世界近代史诸多课题的新探讨
改革开放以前，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对革命给以极大的关注和重视，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而对改革则将其作为革命的对立面贬低其地位和作用。在世界近代史教科书中，英法美革命、巴黎公社、俄国革命等，均作为重大事件来描述和评介，而对很多改革事件或不作反映，或轻描淡写地将其作为革命的辅助手段或革命的副产品提及，甚至冠以“欺骗”“政治花样”等字眼来进行批判否定。1962年出版的4卷本《世界通史》近代部分，提到的俄国彼得一世改革、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英国1832年国会改革、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和日本明治维新等，均未有充分的积极评介。
纵观人类社会，其变迁不外乎两种形式：剧变和渐变。革命是社会的剧变，改革是社会的渐变。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其速度如急风暴雨，是一个阶级集团推翻另一个阶级集团的暴烈的行动，依此来实现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及思想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变革与重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它是由社会主导阶级利用其掌握在手中的权力，按照既定的目标和步骤而推行的社会变革。改革采取的手段一般是和平的，速度是平缓的，它在渐进中对社会构成进行调适和完善，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维护主导阶级的利益。革命和改革常常交替进行，当社会矛盾急剧发展、激化，以至不可调和的时候，革命便不期而至。革命过后，新政权则用改革的手段破旧立新，维护和发展革命的成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改革是解决这一矛盾的经常的手段。显然，革命和改革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是对社会实行改造，推动社会前进的社会运动。
有的学者通过史实研究将世界近代史的改革归纳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促进型”，如彼得一世改革等，具有促进资本主义因素产生和发展的功能；第二类是“过渡型”，如俄国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使封建统治阶级本身逐步资本主义化，向资本主义过渡；第三类是“自救型”，如日本明治维新是封建统治阶级自身的自救；第四类是“完善型”，这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进行过的改革，调整和缓社会矛盾，废除封建残余，完善资本主义制度。[14]
为了给改革运动正名，学者们指出它有四大作用：第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对落后的国家，通过改革克服落后状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从而增强了抵御外侮的力量；第三，在封建制度出现危机，而资产阶级力量较为薄弱的国家，改革促进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逐渐转化；第四，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的国家，通过改革，进一步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15]
还有学者明确指出：改革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基本形式之一，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自我完善的主要方式，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自我调节和应变能力的体现，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重要手段。[16]甚至认为改革有胜过革命的优点，它能避免革命带来的破坏和动乱，能保持社会和平安定的局面，而这种局面是经济发展和文化昌盛的必要条件。[17]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改革”和“革命”一样，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方式。于是改革的通史、改革断代史、改革专题史、国别改革史便越来越多了。[18]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为现代化而启动的，所以现代化便成为世界近代史的热门话题。现代化即工业化贯穿近代史全过程。现代化的准备大体上是在16世纪；现代化的起源大体上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现代化的发展大体为19世纪初至1900年；从1900年开始，现代化向全球扩张。20世纪80年代，罗荣渠先生首开先河，把现代化作为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个新研究项目进行倡导，得到普遍响应。他的著作《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从宏观史视角把现代化作为全球性大转变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他强调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的中轴，运用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方法进行探讨，颇有指导意义。北京大学等单位成立了现代化研究中心。钱乘旦在推出其力作《走向现代国家之路》（1987年）后，又主编10卷本的《世界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李安山主编的《非洲梦：探索现代化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对近代非洲的一些现代化初试进行了概述，虽属草创之作，但却填补了空白。
现代化带来城市化的发展，世界近代的城市化问题也随之成为大家关注的热门课题。1991年9月初，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在南开大学举办了该课题的研讨会，并将数十位学者成果汇集成书。[19]该书对世界各国近代城市化的起源、进程、道路和特点进行了较系统的阐述。之后涌现了大量相关著述。[20]
改革开放前，在世界近代史中重视政治史，忽视文化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世界近代史教材的后半部分，几乎完全没有文化史方面的内容。为改变此状况，河南大学历史系较早地进行了《世界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21]周谷城、田汝康主编的《世界文化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也陆续出版。汝信主编的12卷本《世界文明大系》于1999—2002年先后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客观论述世界各主要文明的跨学科成果。为适应各级教学的需要，各种文化史大量涌现，开创了一个新局面。[22]
文化问题是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形成和民族国家的出现成为近代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学者们将此作为世界近代史研究的另一新课题是可以理解的。1979年，阮西湖、李毅夫等著《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开启了改革开放后研究民族主义的先河。1996年，程人乾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是影响世界近代历史进程的最为活跃、最为持久的因素之一。有关著述相继涌现。[23]作为跨国际人群的妇女儿童史也开始受到重视。[24]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环境史的研究异军突起，备受史学界瞩目。该问题从近代开始，成为世界近代史研究的新课题。[25]
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历史研究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在以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简单化和绝对化倾向比较严重。例如，拉法叶特是法国革命中的重要人物，但因为他出身于贵族，对他的评价便是简单地加以否定，而事实是他从1789年大革命爆发到1830年7月革命胜利，在40余年中，始终如一地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君主制，他是著名的《人权宣言》的起草人，是当之无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绝对化”是不看人物所处的复杂历史环境，对其作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如谈到俾斯麦，就说他“是普鲁士容克贵族最反动的政治家”，他致力于德意志的文治武功和为求社会稳定而采取的社会保险政策，统统都是反动的。为了杜绝“简单化”与“绝对化”，改革开放之初，世界近代史学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由朱庭光主编的《外国历史名人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1年）是一部包含有7个分册的大型工具性人物传记著作，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其中近代部分所述历史人物230余人，这些人不再是干瘪苍白的逝者，而是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在这以后，陆续出版的各种历史人物传记，都尽力做到实事求是，誉人不增其美，对反面人物，亦不刻意歪曲、丑化。[26]
[1]本稿经张象审改，故与赵士国同负文责。
[2]《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1949-2000）研究丛书·历史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5—36页。
[3]吴于廑：《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江汉论坛》1964年第7期。
[4]于沛：《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6页。
[5]诸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2—1958年出版该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编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翻译出版苏联编写的《巴黎公社史料辑要》，三联书店1964年翻译出版苏联编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等。1961年为纪念巴黎公社90周年发表的文章约有40篇。
[6]诸如：季羡林：《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王启民等编：《亚洲各国近代史讲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范俑编著：《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纳忠：《埃及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斗争与民族的觉醒》，载《人文科学杂志》1957年第1期；金重远：《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邓超：《美国侵略下的拉丁美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刘光华：《美国侵略拉丁美洲简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王辑五编：《亚洲各国史纲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朱杰勤：《亚洲各国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这些著作重点都写近代史部分。
[7]如黄绍湘：《美国简明史》，北京：三联书店，1954年；《美国早期发展史，1492—1823》，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林举岱编著：《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刘祚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王荣堂：《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刘宗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樊亢、宋则行主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9—120页。
[9]袁林：《五种社会形态说的逻辑缺陷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演化思想》，《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第166页。
[10]《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4页。
[11]《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载《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3页。
[12]赵士国：《垄断资本主义再认识》，《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第25、30页。
[13]诸如：王治来：《中亚近代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亚通史·近代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彭树智主编，王铁铮、黄民兴著：《中东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梁英明、梁志明：《东南亚近现代史》（上、下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一九一八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金计初：《美洲文明》，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张家唐：《拉丁美洲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林被甸、董经胜：《拉丁美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14]徐奉臻：《近代视野中的“改革”与“革命”辨——兼论英法俄德美日六国现代化模式》，《北方论丛》1997年第6期，第89—90页。
[15]赵士国：《改革在世界近代史上的作用》，《湖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第82—84页。
[16]黄振：《论改革在世界近代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第68—76页。
[17]袁景：《重新评价改革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湖北省世界史学会年会侧记》，《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8期，第51页。
[18]例如：杨云等主编：《中外近代历史上的改革》，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胡厚钧等主编：《中外改革通鉴》，佛山：南海出版公司，1993年；姜桂石等：《改革与现代化——历史经验与现实趋向的探索》，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刘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赵士国：《历史的选择与选择的历史——近代晚期俄国革命与改革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陶惠芬：《俄国近代革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祝曙光：《铁路与日本近代化——日本铁路史研究》，北京：长征出版社，2004年；冯秀文等：《拉丁美洲农业的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周钢：《牧畜王国的兴衰——美国西部开放牧区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沈坚：《近代法国工业化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等。
[19]见曹中屏、田仲文主编：《近代世界与城市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
[20]诸如：刘景华：《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年；梁茂信：《都市化时代——20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王旭：《美国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张广翔：《18—19世纪俄国城市化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等。
[21]韩承文、徐云霞主编：《世界近代政治思想史》，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
[22]诸如：庄锡昌主编：《世界文化史》（近代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罗静兰、揭书安等：《西方文化之路》，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冯承柏等编著：《西方文化精义（人文素质教育教材）》，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沈之兴、张幼香主编：《西方文化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裔昭印主编：《世界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又如：纳忠等：《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宁骚主编：《非洲黑人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刘祖熙、孙成木等：《斯拉夫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23]诸如：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义（1868—189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24]俞金尧关注儿童史、妇女史的研究。他在《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上发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改嫁》，2001年在《中国学术》第4期发表长篇论文《西方儿童史研究四十年》，同年在《外国社会科学》第5期上发表《儿童史研究及其方法》等。
[25]1995年，侯文蕙出版我国第一部研究外国环境史的专著：《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东方出版社出版。梅雪芹2004年出版《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在《世界历史》第6期发表《论环境史对人的存在的认识及其意义》等。
[26]诸如：李元明：《拿破仑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陈崇武：《罗伯斯比尔评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李永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刘祚昌：《杰斐逊全传》（上、下卷），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