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学科在中国的萌生与成长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与国外一样，最初也是只能书写已知的局部世界史，这一阶段大概持续了两千多年。我国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可谓是中国的希罗多德，他在《史记》中记载了当时已知世界的情况，论及的范围东起朝鲜、西迄阿富汗、波斯。所以，《史记》不仅是中国编年史的首卷，也是中国世界史的开端。司马迁可谓是中国的第一位世界史学者。班固的《汉书》也记载了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与现状。此后的官修史书，除《陈书》《北齐书》外均有外国传记，到了《明史》，外国传记的规模越来越大，记事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除正史外，在诸多野史中也记载了外国事宜。例如，1178年周去非写的《岭外代答》，1225年赵汝适写的《诸番志》，1368年汪大渊写的《岛夷志略》等。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记载的范围大体上都是东起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岛，南面包括东南亚诸岛和印度。由此可见，当时的已知世界也是一个局部的世界。不过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古史籍并没有被神学的迷雾所笼罩，皆是如实的记载。对于更远的地区，如罗马（大秦）、埃及（黎轩）等，当时的史书虽记述简略、不连贯，但概念尚正确。而同时代的西方古籍连中国的名称都弄不清楚，直到1世纪时还常写成两个地名。对于非洲，直到14世纪时，西方古籍上绘制的地图还都是向东延伸的无界大陆。而在中国，元朝人绘制的《舆地图》中，非洲则是一个与实际相符的倒三角形。但中国古代官修史籍也有诸多弊病，特别是以“天朝为核心”的史观限制人们视野，所谓的“天下”，实际上只是指能“朝贡”的地区。梁启超就曾批评官修史书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明朝后期和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表现出当时的政府对外部世界的不重视，以至于《明史》将葡萄牙（佛朗机）的位置写成在马六甲附近。直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炮舰才使古老中国的世界理念有所改变。

新的世界史学在中国的出现与成长并非易事，其曲折历程可分为4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