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学科在我国正式建立（约从1949年前后至1978年）

在我国，真正全面、科学的世界史学科的创建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造成这一历史大转变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高。从开罗会议起，中国就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联合国建立后又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对于西洋史体系中没有中国的地位，中国人再也不能接受了，“去殖民化”的意识开始萌生，进步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寻求改变。周谷城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复旦大学文法学院主讲世界史，并在1949年4月出版了突破欧洲中心论的3卷本《世界通史》。[1]二是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和亚洲的中、朝、越、蒙新政权的诞生，都宣告了马列主义的历史性胜利。在世界史教研中贯彻马列主义、改变《西洋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是新时期的迫切要求。苏联史学界在这方面已经探索了几十年，学习苏联是所有进步学者的共同渴望。当时有些学者，如吴清友先生从1940年起就着手翻译苏联刚出版的《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2]并于1947年在大连出版该书的译著。苏联弗·鲍爵姆金主编的《世界外交史》也被中国学者翻译于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后大批苏联世界史著作的翻译出版，对我国世界史学的革新创建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能抹杀的。三是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出现的新问题的需求。如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亚非会议等，解读新中国的国际关系、揭露帝国主义大国的本质、歌颂国际工人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等，都需要有新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工作来配合。完成这些新任务的主要有两代学者。第一代是新中国成立前大学毕业或留学归国的世界史学者，他们在这一时期大都是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带头人。第二代人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其中少数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派往苏联留学归来的学子。这一代人在当时一般是承担辅助性的工作。两代学者各有优缺点，不过勤奋敬业、无私奉献是他们共同的特征。

为创建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全国有三家教学单位表现突出：其一是一直起着领头作用的北京大学，其历史系、外语系和相关外国问题研究的部门有很多的知名学者，他们是世界史学科的带头人。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参与制定了全国性的包括世界史学科在内的史学规划。[3]其二是东北师范大学，它的前身是中共于1946年2月创建的东北大学，教师干部来自延安，为实现“东北是全国解放基地”的战略，东北师大的各科系非常重视为全国培养相关人才。1948年东北师范大学正规化后，从京津、宁沪调去许多知名学者。林志纯（日知）、郭守田、刘炸昌等学者带领朱寰等青年教师与苏联专家配合，于1953年起在东北师范大学创办研究生班，在世界古代史方面培养了不少人才。1955—1957年，东北师范大学受教育部委托，又聘请苏联专家到校举办了世界古代史、远东及东南亚史等大学教师进修班，培养了一大批相关人才。后来有人称东北师范大学是中国世界史学的“摇篮”，此说是有一定道理的。[4]其三是南开大学。抗战时期，南开与北大、清华组成西南联大，一度成为中国的文化学术中心。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历史系主任、原西南联大文科研究负责人郑天挺教授调到南开任历史系主任，清华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教授调到南开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他们还带来了一些优秀的教师，从而使南开历史系成为“小西南联大”，受到学界瞩目。1953年，翦伯赞与郑天挺任全国历史系课程规划正、副组长，正式将世界史分为上古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和亚洲史5个门类。这样的学科划分在国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54年，雷海宗先生编写了被教育部定为全国第一批高校交流讲义的《世界上古史讲义》。[5]为适应亚非会议后社会大众对亚非史知识的需求，吴廷璆先生主持成立了亚洲史教研室，该教研室的黎国彬先生编写并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亚非国家历史专著——《印度尼西亚史》，杨生茂先生是国内最早的中学世界史教材和教育部主持制定的世界近现代史教学大纲参与编写者，梁卓生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留美归来的国内少有的第一批世界现代史专职教师。1958—1961年为应对国内亚非拉读物较为奇缺的情况，南开大学历史系教师与研究生以“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的名义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与阿拉伯关系、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的著作，这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6]《历史教学》是当时国内地位仅次于《历史研究》的学术期刊，该刊对推动我国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做出过极大的贡献，该刊的主要创办者之一是南开大学历史系，主编是世界史专家吴廷璆先生，编委特别是世界史方面的编委也多为南开大学教师。

这一时期，我国世界史研究成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4卷本《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该著作由中宣部策划、国家教育部组织编写，具有特别的权威性；该著作吸收了全国各地自1949年以来的有关研究成果，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从该著作各卷主编、参编人员和与此著作相配合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各卷参编人员，就可以看出这一点。[7]

还需要指出的是，该4卷本通史虽然受到了苏联史学的影响，但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创新之处。1956年“苏共20大”后，我国开始重新审视苏联经验并演变为“中苏分歧”，国内掀起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热潮，这样已经变化了的思想大环境也影响到了史学研究的领域。[8]据南开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该书后两卷的主编之一杨生茂先生说，当时编写组十分重视创新的问题，例如在如何将中国写入世界史、如何写亚非国家古代的社会性质、如何突出亚非历史的地位、如何处理与苏俄有关的远东问题的表述等问题上，编写组都有不同于苏联史学著述的看法。近年来，我国史学界有一个说法，就是把这一时期我国的世界史教学研究说成是“苏联体系占统治地位时期”。这一概括欠准确。实际情况并非全然如此，特别是在教学领域，当时的主讲教师虽然重视学习苏联经验，但是他们自身的学习经历和所掌握的材料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照搬苏联的一套。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史著作，4卷本《世界通史》的问世确实具有很大的意义，但它并不代表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形成，因为它还不完善，缺少现代史部分。同期问世的资料丛刊和世界史通俗读物丛书，也都是只开了个头就中断了，对学科建设的作用不大。这一时期全国还没有一份《世界历史》刊物发行。因此，1978年以前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只是开始建立，但并没有真正完全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