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洋史》为主的世界史学在中国的萌发（约1900—1949）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大事件：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的失败、清政府“新政”的实施、辛亥革命的成功等。这一系列的事件使人们认识到“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亡而永亡”，学习西方不能只着眼于军事技艺，也要学习包括历史在内的文化与社会政治内容。为了使国人“知古今世界之变迁”，各类学堂都开设西洋史课程。1902年京师大学堂开学，率先把《万国史》列为必修科目。辛亥革命后废除科举制度，大批大中学校兴办起来，这些院校普遍设置《西洋史》《东洋史》课程。课程所用教材约有30余种，主要译自日文的《万国史》著作，或编译自英文教材。

“五四”运动后，随着一批在国外学习历史和人文学科的留学生渐次回国，开始出现了专职的《西洋史》教师，也开始有了中国学者写的有关世界史的专著。例如：1919年北京大学始设史学系，西洋史课由留美归来的何炳松、陈衡哲教授讲授，何著《西洋百年史》、陈著《西洋史》被商务印书馆于1924—1926年多次再版推荐为中学教材；1927年雷海宗先生留美归来，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西洋史；刘崇鋐在清华大学，阎宗临在中山大学都讲过西洋史。同时期欧美的有关名著也被翻译到国内，如英国人韦尔斯的《世界史纲》，美国人卡尔登·海士和汤姆·蒙合著的《近代世界史》等。为什么在当时中国流行的是“西洋史”而不称“世界史”？这显然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化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种反应。

进入20世纪30年代，国内学者对世界史的专题研究也颇有成果。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中外关系和外交方面。九·一八事变后，王芸生在天津《大公报》上连载《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后集结成7册史科与研究合一的专著出版，在当时影响极大。另有张星烺编著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周鲠生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等。1936年王绳祖编写的教材《近代欧洲外交史》，抗战后张铁生的《近代国际关系史》，皆属难能可贵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