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启示和展望
迄今为止，规制研究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交汇还很初步，并表现出下述特征：其一，交汇具有局部性的特征。无论在规制研究还是在集体劳动关系法学之中，相互感兴趣的学人都数量不多。引入回应型规制理论并没有从整体上改造集体劳动关系法学，主流学者仍然认为劳动法的前途在于用人单位的自我规制[44]，而不是“有监督的自我规制”。其二，交汇具有异端性的特征。伸手相握的双方在各自阵营里都未获得完全接受。艾尔斯等突破命令—控制式机制，并将民主价值引入规制；东林馨等突破集体自治范式，并将民主从价值目标降格为手段，这些思路都招致批评。其三，交汇具有单向性的特征。交汇基本是以将规制研究成果应用于集体劳动法学的形式实现的；虽然集体劳动法的实践被规制研究者当作核心论据，但是集体劳动法学对于规制研究的影响几乎看不到。两大学科之间的有效对话——而非单向灌输——仍然遥不可及。
但是，研究两大学科的交汇仍然能够提供重要的学术启示，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助于理解学科的概念认知。一个学科是怎样界定自己的？哪些现象被接纳为研究对象，哪些现象被排除出研究视野？历史表明，规制研究对于“规制”的基本预设是命令—控制机制，这是无须论证的、当然的研究对象；而包括三方制在内的其他结构设想，如果要列入规制研究的议程，都需要以命令—控制机制为参照系进行充分论证。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对于“集体劳动关系”的基本预设是集体自治，而在自治之外增加他治、在工会之外增加其他工人代表组织，都需要加以论证。
二是有助于理解学科的价值基础。一个学科是怎样评价自己的？哪些价值被接纳为评价尺度，哪些价值被排除出评价清单？历史表明，规制研究的基本价值追求是市场效率，这主要通过矫正市场失灵来实现，是无须论证的、当然的评价尺度；而包括民主在内的其他价值，如果要拿来评价规制的好坏，都需要作出论证。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基本价值追求是民主，而在民主之外增加其他价值，或者把民主从价值目标降格为手段，都需要进行充分的论证。
三是有助于理解学科的演进规律。一个学科怎样新陈代谢？演进的形式是什么？演进的动力有哪些？历史表明，妥协是学科概念和价值演进的主要形式。妥协既不是不变，也不是全变，而是在保留原则基础上的渐变。对于规制研究而言，从双方制到三方制、从单纯追求效率到同时追求民主，都是妥协的产物；对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而言，从集体自治到接纳他治、从民主至上到民主降格，同样是妥协的结果。妥协不是衰退，而是更新的手段，它让学科得以跟上现实政治的步伐，后者恰恰是学科演进的动力所在。规制研究因规制改革而起，又为打破规制与去规制之争的僵局而提出回应型规制理论；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因劳资集体冲突而起，又为解决工人运动的生存危机而吸收回应型规制理论。政治形势对于学术发展的牵引和导向作用十分明显，这也表明，无论规制研究还是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在美国都属于经世致用之学，侧重“法外说法”而非“就法论法”。
至于规制研究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交汇的前景，将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理论决心，即愿意再作出多大的妥协。规制研究的妥协空间已经不大，较有弹性的是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妥协最甚的主张是彻底否定集体劳动关系法的特殊性，认为劳动法只是克服特定集体行动问题的工具；只要类似的问题出现，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任何市场当中，都可以用同样的工具来应对。[45]这种观点将集体劳动关系法与规制完全打通，不过主流劳动法学界恐怕很难接受。妥协较少的主张是寻找规制研究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之间的新理论衔接点。过去，回应型规制理论充当了衔接点的角色，未来可能补充反思式法（reflexive law）理论或其他。[46]这种观点是两大学科先前交汇思路的延续，落实的可能性较大。当然，还有一种妥协最少的主张，那就是维持局部的、异端的、单向的交汇现状。二是实践成效。两大学科都是抱着自我完善的心态走到一起的：规制研究希望在对方身上寻找证明回应型规制可行的证据，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希望在对方身上寻找复兴工人运动的出路。假如美国工人运动继续衰落，就说明这种寻找收效不大，而这恐怕是大概率事件。如此看来，两大学科交汇的前景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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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上述讨论都是基于美国的情形。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这些讨论与我国法学是否相关？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其一，本章的讨论与我国的规制研究是否相关？与美国相比，我国的规制研究发展仍较为初步，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规制研究界尚未形成稳定明确的自我认知。规制研究在中国要研究什么对象，追求什么价值，研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定，诸如此类问题的讨论一直在进行之中，而照搬美国的答案显然会有南橘北枳的风险。或许可以借鉴的经验是：通过促进规制研究与部门法学的交汇，能够帮助规制研究更好地反思自己、认识自己，从而加速这个学科和思潮的成熟。在构建自身的学术传统和学人认同之外，以开放的心态从其他学科汲取养分，进而“反求诸己”，是中国规制研究值得一试的成长经验。
其二，本章的讨论与我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学是否相关？东林馨曾经谨慎地展望其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前景。她发现，我国的工会和工人权益组织与她理论中的第三方差别巨大，因此反对简单机械的理论移植。[47]这种态度无疑值得借鉴。与美国相比，我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对于工会以外的劳工组织形式虽然陌生，但是基本没有概念层面的排斥；在价值层面，工业民主作为宪法为集体劳动关系法确立的重要价值，其意涵和机制有待进一步开释和完善[48]，但是对于追求和协调包括民主在内的多元价值持有开放态度。这意味着我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学与规制研究的沟通较少存在观念和价值的障碍。就此而言，我国两大学科的交汇虽然发力比美国要晚，但是前景更可期待。
【注释】
[1]参见阎天：《美国劳动法学的诞生》，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
[2]桑斯坦曾以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为例，计算规制每拯救一条生命所需的成本，以此为据研究规制的正当性问题。参见［美］凯斯·R.桑斯坦：《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钟瑞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个别劳动关系法学者与规制研究学者合作发文也并非个例，参见Ian Ayres＆Stewart Schwab，The Employment Contract，8 Kan.J.L.＆Pub.Pol'y 71（1998）.
[3]参见［美］史蒂芬·布雷耶：《规制及其改革》，李洪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例如，桑斯坦在《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一书中的主要例证取自“对环境、职业安全和健康、广播电视以及歧视的规制”。参见［美］凯斯· R.桑斯坦：《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钟瑞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除非特别说明，本部分布雷耶的观点均引自［美］史蒂芬·布雷耶：《规制及其改革》，李洪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See Philip J.Harter，Book Review，67 Minn.L.Rev.1065（1983）.
[7]［英］安东尼·奥格斯：《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参见［美］艾伦·海德：《劳动法理念这回事：一则寓言》，阎天译，载《社会法评论》2021年第7卷；阎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劳动法内涵》，载《法学》2017年第2期。
[9]［美］史蒂芬·布雷耶：《规制及其改革》，李洪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See Frank H.Easterbrook，Book Review，90 J.Polit.Econ.1300（1982）.
[11]参见［美］史蒂芬·布雷耶：《规制及其改革》，李洪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2]例如，奥格斯曾引述公共选择理论的论断：与消费者权益组织之类代表公共利益的组织相比，诸如工会、生产者组织之类代表局部利益的组织更能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更能对立法产生影响，以至于“规制是产业所要求的并主要为其利益而设计和运作的”。［英］安东尼·奥格斯：《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译文将工会（trade union）误作“贸易联盟”。
[13]See Samuel Estreicher＆Matthew T.Bodie，Labor Law，Foundation Press，2016.
[14]参见［英］安东尼·奥格斯：《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5]Samuel Estreicher，Labor Law Reform in a World of Competitive Product Markets，69 Chi.-Kent L.Rev.3（1993）.
[16]例如，在其关于信息披露的文章开篇之处，集体劳动关系法学者东林馨即引用了规制研究学者桑斯坦的成果。See Cynthia Estlund，Just the Facts：The Case forWorkplace Transparency，63 Stan.L.Rev.351（2011）.
[17]阎天：《美国劳动法学的诞生》，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
[18]［美］史蒂芬·布雷耶：《规制及其改革》，李洪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9]See Sidney A.Shapiro＆Joseph P.Tomain，Regulatory Law and Policy：Cases and Materials（3rd ed.），LexisNexis，2003.(https://www.daowen.com)
[20]［美］艾伦·海德：《劳动法理念这回事：一则寓言》，阎天译，载《社会法评论》2021年第7卷。
[21]除非特别说明，本部分艾尔斯等人的观点均引自Ian Ayres＆John Braithwaite，Responsive Regulation：Transcending the Deregulation Deb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22]Ian Ayres＆John Braithwaite，Responsive Regulation：Transcending the Deregulation Deb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23]See Cynthia Estlund，Rebuilding the Law of theWorkplace in an Era of Self-Regulation，105 Colum.L.Rev.319（2005）.
[24]参见阎天：《美国劳动法学的诞生》，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
[25]参见国际劳工组织官方网站对该组织“三方制构成”的简介：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who-we-are／tripartite-constituents／lang--en／index.htm，2021年3月5日访问。
[26]东林馨指出，国家为了激励资方实施自我规制，应该借鉴回应型规制理论中关于说服与惩罚并用的策略。See Cynthia Estlund，Rebuilding the Law of theWorkplace in an Era of Self-Regulation，105 Colum.L.Rev.319（2005）.
[27]See Cynthia Estlund，Rebuilding the Law of theWorkplace in an Era of Self-Regulation，105 Colum.L.Rev.319（2005）.
[28]See Matthew Dimick，Labor Law，New Governance，and the Ghent System，90 N.C.L.Rev.319（2012）.
[29]See Andrew Elmore，Collaborative Enforcement，10 Ne.U.L.Rev.72（2018）.
[30]See Elizabeth J.Kennedy＆Michael B.Runnels，Bringing New Governance Home：The Need for Regulation in the Domestic Workplace，81 U.M.K.C.L.Rev.899（2013）；Elizabeth J.Kennedy，When the Shop Floor is in the Living Rooms：toward a Domestic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Theory，67 N.Y.U.Ann.Surv.Am.L.643（2012）；Brett H.McDonnell，From Duty and Disclosure to Power an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Enterprise，70 Ala.L.Rev.77（2018）.
[31]See Kenneth G.Dau-Schmidt，Promoting Employee Voice in the American Economy：A Call for Comprehensive Reform，94 Marq.L.Rev.765（2011）.
[32]See Kate Andrias，The New Labor Law，126 Yale L.J.2（2016）.
[33]See Kevin Kolben，Dialogic Labor Regulation in theGlobal Supply Chain，36 Mich.J.Int'l L.425（2015）.
[34]See David J.Doorey，AModel of ResponsiveWorkplace Law，50 Osgoode Hall L.Rev.47（2012）.
[35]See Jedidiah J.Kroncke，The False Hope of Union Democracy，39 U.Pa.J.Int'l L.615（2018）；Cynthia Estlund，Labor Law Reform Again？Reframing Labor Law as a Regulatory Project，16 N.Y.U.J.Legis.＆Pub.Pol'y 383（2013）.
[36]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News Release：Union Members- 2018，released on January 18，2019，https：／／www．bls.gov／news.release／pdf／union2.pdf，2021年3月5日访问。
[37]See Julius G.Getman，The Supreme Court on Unions：Why Labor Law is Failing American Workers，ILR Press，2016.
[38]艾伦·海德指出：“劳动法的每一个失败，都成为劳动法理念的成功。”［美］艾伦·海德：《劳动法理念这回事：一则寓言》，阎天译，载《社会法评论》2021年第7卷。
[39]See Paul M.Secunda，Book Review，64 Indus.＆Lab.Rel.Rev.203（2010）.
[40]See Cynthia Estlund，Regoverning the Workplace：From Self-Regulation to Co-Regula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0.
[41]Paul M.Secunda，Book Review，64 Indus.＆Lab.Rel.Rev.203（2010）.
[42]See Cynthia Estlund，Working Together：How Workplace Bonds Strengthen a Diverse Democra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43]See Cynthia Estlund，Rebuilding the Law of theWorkplace in an Era of Self-Regulation，105 Colum.L.Rev.319（2005）.
[44]See Timothy P.Glynn，Taking Self-Regulation Seriously：High-Ranking Officer Sanctions for Work-Law Violations，32 Berkeley J.Emp.＆Lab.L.279（2011）.
[45]See Alan Hyde，What is Labour Law？，in Guy Davidov＆Brian Langille（eds.），Boundaries and Frontiers of Labour Law：Goals and Means in the Regulation of Work，Hart Publishing，2006.
[46]See Ralf Rogowski，Reflexive Labour Law in theWorld Society，Edward Elgar，2013.
[47]See Cynthia Estlund，ANew Deal for China'sWorker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中国劳动法的海外研究者多持类似观点，例如Sean Cooney，Making Chinese Labor Law Work：The Prospects for Regulatory Innov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30 Fordham Int'l L.J.1050（2007）.
[48]参见阎天：《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兴衰——以工业民主为中心》，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