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另觅新途？

劳动法和工人运动既遭到保守派敌视，又受到自由派排挤；既无法兑现蓝领阶层的美国梦，又不招白领阶层待见。如此看来，岂不走上了绝路？为了避免这种命运，工会作出过五花八门的尝试，而其中唯一似乎存有一线希望的，便是将劳动法和工人运动与其他法律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从历史上看，美国工人运动曾经占据过社会舞台的中心，而当民权运动在20世纪中叶兴起时，工人运动并没有和民权运动走到一起。这既是因为工人运动传统上由白人主导并歧视黑人，也是因为两大运动的价值追求难以调和：工人运动的传统思路是让会员（运动的参与者）获得比非会员更好的待遇，强调不平等，唯有如此方能吸引更多工人入会，壮大工会力量，进而为会员寻求更好的待遇，形成正向循环；而民权运动的思路是强调平等，运动的果实由弱势群体（黑人、女性等）的全体成员共享。工人运动与民权运动失之交臂，被认为是工人运动衰落的重要原因。(https://www.daowen.com)

有历史教训在前，当代美国工人运动改变了“门罗主义”的做法，积极寻求与其他社会运动联手的机会。它们的重要合作对象是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及国际人权运动。一方面，工会向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企业施压，要求其严格督察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供应商遵守劳工保护规定的情况，将这种督察行为界定成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做固然可能改善外国劳工的处境，但主要效果则是推高外国供应商的用工成本，相应抬升跨国企业的采购成本，促使其将供应链撤回本国，为本国工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工会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将贸易与人权挂钩，以外国政府给予劳工某些权利作为与该国公平贸易的条件。这样做当然也可能有利于外国劳工，但主要效果是提高外国企业的用工成本，降低其竞争力，使得美国本土的产业得以存活、就业得以保全。可见，工会与其他社会运动联手的做法，本质上是将国内矛盾外移，通过抬高外国用工成本来保障本国劳工的利益，从而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在法律层面，这种做法将使得劳动法与国际经济法，特别是国际贸易法发生广泛的交融。这条路是否走得通？美国工人运动和劳动法能否借此“续命”？读者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