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与劳动法制的内在关系

《劳动法》开篇即指出，立法目的在于“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第1条）。劳动者的利益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即就业和待遇。就业利益体现在获得就业机会，这要通过保障就业自由、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来实现；待遇则体现在薪酬、工时、休假、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等（第3条第1款）。就业是劳动者的首要利益，实现就业是提高待遇的前提。比起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来说，更根本的保障始终来自就业：那不仅意味着经济来源的供给，而且《宪法》承诺给劳动者的各项保护，乃至光荣和热爱^[1]，都将得到切实保障。就业虽然不是实现劳动者其他利益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所以，《宪法》把“创造劳动就业条件”规定为国家在劳动领域的首要义务（第42条第2款），《劳动法》把“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列为各项权利之首（第3条）。

为了保护劳动者，必须保就业；为了保就业，必须稳增长。近年来，我国经济成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带动约80万人就业；201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30万至150万人；2015年进一步提高到180万人。^[2]即便如此，由于待就业人口规模庞大，经济低速发展仍然不可接受。^[3](https://www.daowen.com)

经济增长的动力既来自需求侧，也来自供给侧。需求侧包括出口需求（外需）和消费及投资需求（内需）。根据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衡分析，投资、消费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4]而从供给侧来看，“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前者主要包括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增加，后者是指扣除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贡献后，由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要素使用效率等其他因素的改进与革新带来的产出增加”。^[5]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经济改革的重心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往复切换；我国劳动政策和劳动法制也不断相应调整，形成了三个主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