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自由至上的修正

1929年爆发并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改变了美国人对于国本的看法，翻开了劳动法的新篇章。大危机和大萧条将美国人从经济繁荣的盲目自信中点醒。朝野上下最关心的问题是：美国靠什么再次强大？如何尽快走出危机和萧条？与一片哀鸣的资本主义世界相比，社会主义的苏联由于遭到排斥，没有受到萧条的波及，反而凯歌高奏，在短时间内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回到了头等强国之列。那么，美国为什么不走苏联的道路来摆脱危机呢？在当时的美国，理解、同情甚至鼓吹苏联道路的人不在少数。国本问题变换了形式，重新摆在了治国精英面前。以1932年的《诺里斯—拉瓜迪亚法》为起点，到1959年的《兰德鲁姆—格里芬法》为止，美国对国本问题加以反思，先后以集体自由和过程民主补充个体自由，形成了主辅结合的国本理念。

首先是集体自由。劳动者个人与资方表面上可以自由竞争，实际上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劳动者的自由是极其脆弱乃至虚伪的。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势均力敌的双方之间，而正如霍姆斯大法官所指出的，既然资本已经联合起来结成了企业，为什么不允许劳动者联合起来结成工会呢？唯有将自由从个体层面提升到集体层面，才能够实现自由竞争，而国家在确保了竞争是自由的以后，就不应当再介入竞争本身。这种观点源自所谓进步主义运动。进步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是达尔文思想在社会领域的反映，它们都认为社会是进步的、发展的，也都承认竞争对于进步的重要性；不同的是，进步主义认为国家可以并且应当对竞争加以干预，从而将进化引向可欲的方向。它既区别于苏俄或苏联的、由国家深度干预甚至取消劳资竞争的模式，又不同于自由放任的做法。后世将这种有限干预的思路称为“集体自由放任”。为了实现集体自由，1932年的《诺里斯—拉瓜迪亚法》取消了对于工人运动的诸多法律限制，允许工人自由结社，也允许工会与资方展开罢工等形式的斗争。(https://www.daowen.com)

之后是过程民主。民主是自由之外的另一项核心价值，但它与劳资关系长期无缘。从传统上讲，民主总是被局限在政治领域；甚至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政治领域的民主恰恰是为了确保经济领域的不民主。在包括劳资关系在内的经济生活之中，做主的应当是资本家，而不应当是员工；应当实行“资主”，而非民主。20世纪初，这种观点遭到了进步主义思想家的批评。后来曾经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就指出，如果一个人在工作中遭受奴役，就很难指望他在政治生活中能够成为国家的主人。民主是一种能力，能力需要训练，而训练的最佳场所就是职场。布兰代斯和制度经济学大师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等人都曾设想过在职场实行民主的方案，他们使得职场民主在美国不再是天方夜谭。

职场民主的实现还有一个重要障碍，那就是怎样使民主的含义突破票决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为代表的民主理论家几乎将投票选举与民主说成同义语。而布尔什维克夺权并非没有使用选举手段，纳粹也是在民众投票支持下上台的，可见有无票决并非美式民主与苏俄或苏联及纳粹德国的根本差异。那么，美国民主到底有何特殊性？政治学家们的回答是：除了票决民主之外，美国还拥有一种叫作过程民主的特殊民主形式。过程民主的假设是：劳资双方只要遵循一定的谈判规则，就一定可以谈出双赢的结果；将谈判结果付诸实施，就可以实现劳资和平。这一假设显然非常乐观，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的繁荣和劳资矛盾的缓和有关。既然谈判前景看好，国家需要做的就是确保双方可以谈起来，任何一方都不能有退出谈判或导致谈判破裂的举措。只要把程序设定好、维护好，好的实体结果就会自然产生出来，这就是过程民主聚焦于过程而非实体和结果的原因所在。

因为过程民主让劳方分享了一部分管理权，打破了资方在职场中的专制，所以它是一种民主制度；因为过程民主确保了劳资二元格局不至崩塌，任何一方都不会将对方吞掉，所以它是一种多元主义的制度；又因为过程民主发生在职场之内，所以它是一种工业关系（industrial relationship）的制度。职是之故，后世将过程民主称作工业多元主义（industrial pluralism）。美国的治国精英相信，工业多元主义是美国区别于苏俄或苏联及纳粹德国的根本点之一。根据工业多元主义的观点，工人运动一方面应当获得保障，特别是工会建立组织、举行斗争的权利应当获得承认；另一方面也应当受到限制，以防运动超出“以谈判求双赢”的架构，威胁到民主本身。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国先后制定了著名的集体劳动“三法”，即1935年的《华格纳法》、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利法》和1959年的《兰德鲁姆—格里芬法》。它们构成了当代美国劳动法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