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供给侧综合性改革

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8年），经济改革的重心在供给侧，主要矛盾在于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不符合需求。改革同时从总量和结构入手，所以可以称为“供给侧综合性改革”。当时，我国决心抓住国际产业转移、外需旺盛的机遇，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带动经济发展。然而，从供给总量上看，资本、劳动力等许多要素投入不足。虽然我国劳动人口规模庞大，但是城乡二元的劳动体制将大量劳动力禁锢在农村，无法进城投入工业生产；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和终身就业导致劳动者缺乏积极性，劳动力的真实投入远小于名义投入。从供给结构上看，一些要素的使用效率低下，导致产品无法满足需要，缺乏竞争力。这其中既有技术和管理落后的原因，也是由于劳动力资源全靠政府指令来调配，劳动者素质与岗位要求的匹配度很差。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实施供给侧改革，积极调整劳动政策。一方面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建立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扩大劳动力资源的供给规模；另一方面建立劳动力市场，让“无形之手”发挥基础性作用，提高劳动力资源的使用效率。1993年，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劳动力市场与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和信息市场一道，被确立为“当前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6]《劳动法》次年即告出台，并把“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写入立法宗旨（第1条）。(https://www.daowen.com)

无论是打破城乡隔绝、改革用工激励机制，还是建立劳动力市场，都要求政府给劳资关系“松绑”。这成为《劳动法》的主线。该法赋予劳动者自主择业的权利（第3条第1款），将劳动合同确定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基本途径（第16条），允许用人单位自主决定工资问题（第47条）等，在事实上确立了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形成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新型用工机制。^[7]逻辑链条是清晰的：经济形势引导经济改革，经济改革规定劳动政策，劳动政策凝结成劳动法制。《劳动法》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搞活用人机制、改革劳动体制、改善劳动力供给的总结。通过改革，劳动热情得到释放，劳动者素质与岗位要求实现了匹配，庞大的劳动人口从发展负担转化成了资源优势，推动了经济成长。但是，《劳动法》出台之后仅仅数年，国家经济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改革的重心随之转移，引发了劳动政策和劳动法制的新一轮调整。